从1965年开始，两国在边界问题上多次发生争端，中国方面一度在1968年关闭中朝边界的中方通道。1965～1969年，两国没有签订新的文化与经济合作协定，也没有高层领导人的互访，朝方甚至召回了其驻华大使。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朝鲜支持苏联的行动，与中国的态度截然相反。1967～1969年，在中国官方公开报道中，关于中朝关系的文件只有20件，这些报道主要是中国对朝鲜的几个节日表示祝贺以及中国官员出席招待会的情况，措辞平淡，多是礼节性的文字。根据刘金质、杨淮生主编《中国对朝鲜和韩国政策文件汇编（1949～199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第1759～1772页提供的资料统计。但在1968年1月23日发生美国武装间谍船入侵朝鲜领海事件之后，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对美国行为进行谴责，并对朝鲜的自卫立场表示支持。刘金质、杨淮生主编：《中国对朝鲜和韩国政策文件汇编（1949～199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第1763页。可见，这一时期的中朝关系还没有达到破裂的程度，双方似乎心照不宣，都努力克制自己的行动。朝鲜党政领导人和党报、党刊不断表示要珍惜中朝友谊，永远不会忘记中国对朝鲜的援助。同时，对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朝鲜后来也持中立态度。正是基于这些情况，有人形象地将1965～1969年间的朝鲜对外政策概括为“偏向莫斯科的中立”KimHakjoon，KoreasRelationswithHerNeighborsinAChangingWorld，（Seoul：HollymInternationalCorporation，1993），p494。
第四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90年代初，中朝双方都采取措施改善双边关系，使之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
20世纪70年代初，大国关系、国际战略格局均发生了重大变化，中美苏战略大三角形成。美苏关系进入“缓和”时期，中美关系实现重大突破并走向正常化，而中苏关系则因为“珍宝岛”事件进一步恶化。中美苏关系的变化无疑对朝鲜同苏联及中国的关系产生重大影响。苏联出于同美国搞缓和的需要，不希望看到朝美关系过于紧张。在1969年4月15日朝鲜击落一架美国间谍飞机这一问题上，苏联并没有给予有力的支持，反而还帮助美国一道寻找美机上可能的生还者。朝鲜对苏联的态度因此发生变化，这有助于中朝关系的改善与加强。同时中国也纠正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外关系中的极左路线，为中朝关系的改善创造了条件，中朝高层互访再度活跃起来。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朝鲜采取了偏向中国的立场，它在对中、苏外交上奉行的是“等距离”政策。“应该说从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朝鲜在处理同中国和苏联关系时采取了更为明显的自主中立的政策，努力同时与苏联及中国保持正常的和良好的关系。”刘金质、张敏秋、张小明：《当代中韩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46页。自此之后一直到90年代初，两国关系进入了良性发展的轨道。中朝两党、两国领导人互访频繁，并达成了多项政治、经济、军事协定。根据公开的报道，从1982年9月到1992年6月不到10年的时间里，中朝两国重要官员互访共有85次，其中朝方访华71次，中方访朝14次。根据刘金质、杨淮生主编《中国对朝鲜和韩国政策文件汇编（1949～199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第2353～2610页提供的资料统计。这足以表明中朝之间交往之密切。当然，朝鲜对中苏两个邻国的平衡外交之所以行得通也与国际关系格局多极化的发展趋势相关，与中国自身地位的提高相联系。
在经济方面，中朝贸易几十年来取得了很大进展。1950年，中国对朝鲜贸易总额为651万美元。1987年，中国对朝鲜贸易总额达到5333l万美元，为1950年贸易额的82倍。吉林社会科学院：《中朝关系通史》编写组编：《中朝关系通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第1233页。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与朝鲜贸易的主要商品以农副产品为主，此后工业品和矿产品的比重逐步加大。1965～1990年朝鲜同苏、中两国的贸易统计表明，朝鲜对外贸易比较依赖苏、中两国，仅在1988年朝苏贸易额就占朝鲜外贸总额的58％，外加该年度朝中贸易额则可占朝鲜外贸总额的70％以上。由此可见，朝鲜对外输出商品主要依赖苏、中两国庞大的国内市场。如果在这个关键环节上出现异常，足可以使朝鲜的外贸陷入瘫痪。李春虎：《冷战后朝鲜东北亚外交战略的变化及趋向》，载《亚洲研究》第40期，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2001年9月出版，第250页。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值苏联东欧发生剧变、冷战逐步走向终结的历史大变革时期，在这种大环境下，朝鲜半岛的紧张对峙局势也一度得以缓解。但同时也意味着半岛原有的对峙结构处于瓦解状态，随着朝鲜盟友苏、中与韩国关系的正常化，朝鲜需要适应这一变化了的东北亚国际关系新格局。
从中朝关系以上几个阶段的发展历程来看，在40年左右的时间里，中朝关系的发展态势基本上是比较平稳的，但彼此也曾有过摩擦与矛盾。双方关系经受了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张力的考验，在深厚的道义支撑之下，沐着风雨，曲折地建立起了睦邻友好的国家间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