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他从早到晚陷在疾病的折磨中，难得有这样的表情露出来。黄曾见过这样的病，那是很折磨人的，有些人会呻吟，有些人会叫喊，或者跟医生护士述说怎么难受，有时候还会发脾气。可是“他是个非常坚强的人，”黄琳说，“我能体会他临终前还是比较痛苦的，但一声不吭。”
本文摘自《变化》，作者：凌志军，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7年2月，也即旧历丁丑年正月，全体政治局常委都接到通知不要出京，留在家中待命。不是发生了什么意外变故，而是一个既定的进程日益迫近终点：邓小平走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医院的报告说他已经病危。自从1994年春节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公开露面了，境外的媒体就像那个总是高喊“狼来了”的孩子，至少100次说他“病危”，他却在京城里自己那个四方形的院落中，过得既舒适又洒脱。这一次没有谁说什么，可是“狼”真的来了。
只有他的家人和党的新一代领袖们知道这个消息。根据医生解释，他的心脏健康，肝脾也好，没有老年人常见的糖尿病或者前列腺炎，致命的问题发生在神经系统，这在医学上叫做“帕金森综合征”，是一种没有办法根治的疾病。“他患帕金森征的时间也长，治了十几年呢，”吴蔚然说，“到后来，越来越差。”疾病蔓延到呼吸器官，一发不可收拾。1996年12月的一个清晨，他一觉醒来，觉得呼吸不畅。按照过去多年的习惯，他本应走到卫生间里去洗脸刷牙，然后坐在一个小方桌子边上喝一杯茶，开始吃早餐，有牛奶和鸡蛋。秘书通常在这时进来，把他要用的东西放在办公室里——眼镜、手表、放大镜，还有一摞文件和报纸。他把这一天剩下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办公室里。这里有一个办公桌，但他不喜欢坐在那里，通常是坐在一个单人沙发上批阅文件或者翻看报纸。他喜欢看地图，喜欢翻字典，有时候看看《史记》或者《资治通鉴》，但他更喜欢看《聊斋》。他喜欢打桥牌、游泳、看人家踢足球，但他最经常的运动是散步。他喜欢散步，对他来说，那是锻炼，是休息，也是思考。有人说这是他在“文化大革命”被贬、离群索居在南昌郊区那个小院子时养成的习惯，那条著名的“小平小道”就是他在那三年里踩出来的。现在，在京城中心他家的院落中，也有这么一条小路。每天上午10点钟，护士就会进来，提醒他出去散步。他的贴身工作人员王士斌精心丈量过这个院子，说它长50米，宽40米，绕院子一圈是188米。还说，“中国的许多重大决策，是他在那条小路上边散步边思考出来的”。可是这个早晨，他觉得自己什么也做不了了。咳嗽不止，令他不能正常呼吸，不能下咽食物，更无法完成他的这些活动。身边的医生已经不能应付这个局面，只好把他送进医院。
从他的家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也叫三○一医院），不过十公里，可是在那一天，这是世界上最漫长的十公里了。“没有想到，他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卓琳后来这样说。他的车子经过京城最重要的街道长安街，经过天安门广场和中南海的新华门，经过熙熙攘攘的西单路口、复兴门和军事博物馆，一路向西驶去。这是一个非常时刻，可当时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中南海里一些最重要的领导人，在1月份还到外地去巡视了——李鹏去了辽宁，李瑞环去了海南，乔石去了江苏和上海，朱镕基去了重庆，胡锦涛也按照计划出访南美三国。多少年来，中国人判断政治气候冷暖的一个依据，就是党的领导人是否在公开场合露面，现在看到这些人的行踪，他们就觉得天下太平，却完全没有注意到党的最重要的领导人江泽民始终坐镇京城，那些已经出京的领导人们，也不像往年那样和四方百姓共度春节，全都缩短行程，匆匆赶回京城。
从外表看上去，北京一切如常。过去100年里，这城市所经历的变故之多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无法比拟的，这造就了她的宽容、幽默、敏感和麻木。2月15日，星期六，正月初九。1000多人拥挤在天安门广场东北角上，秩序有些乱，不过，不是要闹事，而是在报名受聘北京党政机关副局长的职位。报纸上的消息说，这在全国是迄今为止“公开选拔高干”的最大动作。古老而又充满生命力的绛红色高墙上，贴着一纸告示。上面说，只有那些年龄不超过45岁、有北京城镇居民户口、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才能报名。报名地点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从朝向天安门广场的南大门走进去，一直深入到内院大殿，可以看到鲜红色的横幅，上面写着：“公开、平等、竞争、择优。”殿内展台密布，全都编着号码。“第七号”是市政府办公厅，“第十二号”是市政管理委员会。还有一个听上去挺新鲜的地方，叫做“北京市公开选拔办公室”，主任叫韩铁城，原先他担心没有人来报名，现在正得意洋洋地对一群记者宣布：“公开选拔的报名工作大获成功。”副局长的职位有57个，报名者共有1631人（包括1020个大学本科生、168个硕士和59个博士），都是45岁以下的年轻人。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北京官员中间开始流传那首脍炙人口的顺口溜。它的开头一句说：“年龄是个宝，学历不能少。”这在既成的干部制度中，无论是私下任命还是公开招聘，都是一样，看来世道无论怎样改变，有些最基本的东西是很难改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