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贵的“督剿”捷报还没发出，即中了游击队的埋伏，损兵折将，他本人也差点当了游击队的俘虏。张瑞贵败回湛江后，将指挥部迁往北海，命警卫营营长杨畅发带警卫营回贵台乡，由韦秀英指挥配合张瑞贵作战。杨畅发率警卫营到贵台乡时，中国人民解放军陈赓兵团的部队已抵达邻近的大寺。
韦秀英见大势不妙，即令杨营长带警卫营随她向越南撤退。杨营长没有按韦秀英的命令行动，于当日深夜写信给解放军请求接纳武装起义。次晨，解放军派员前来欢迎，杨营长遂率部向解放军投诚。韦秀英见跑不掉，便在贵台乡那统村老家蛰居下来，当时她身边还有张瑞贵派回的精锐卫士十余人。
国民党委任韦秀英为粤桂边区反共救国军总指挥。1950年2月13日，韦秀英下达总暴动命令：“定于民国三十九年农历正月十五（1950年3月3日）为总暴动日，口令：反共救国。”具体的暴动方针和办法：加强民众宣传工作，要大家明白：“共产党搞减租减息，我们实行耕者有其田。”以“保枪、抗粮、抗税”及“破仓分粮”为号召，鼓励民众参加暴动。对参加“反共救国军”的农民，不但可以不交租，而且还可享受一定待遇：凡徒手参加者，每月发光洋1元；带枪参加者，每月发光洋10元；对所有入伍者，入伍时一次发给光洋30元；受伤者，发给安家谷100斗；死者，发给安家谷400斗。
《英雄虎胆》中的阿兰
1950年3月3日晨，是韦秀英宣布总暴动的日子。反共救国军1000余人突然包围那袅村。被俘的人民政府征粮工作队队员中，有两名年轻的女队员，她们是钦县中学的学生，被数十人轮流奸污后枪杀。另外13名男队员则被五花大绑，押到板磨村对面的水沟边集体枪杀，只有1人侥幸逃脱。
由韦秀英亲自发动的暴动，迅速席卷了十万大山。当年钦县县委的报告称：“近来本县匪特活动猖狂，成了‘四面出击，全县紧张’的局面。”据统计，韦秀英发动暴乱后，抢劫粮仓6次，抢去粮谷7692担。攻陷区乡政府11次，全县被杀的群众达231人，被烧毁房屋1029间，被抢耕牛1298头，猪1167只。台湾国民党当局把反攻大陆的希望寄托在十万大山的“游击根据地”，寄托在“女英雄”韦秀英身上。
1950年12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五一师四五二团三营奉命奔袭十万大山中的大禄镇。围攻那休村的战斗一直打到天黑，屋内的敌人仍在顽抗。为减少不必要的伤亡，营长和教导员决定暂停攻击，将屋内的敌人严密包围监视，采取“引蛇出洞”的战术，诱敌暗夜突围，引出屋外消灭。但屋内敌人死守不出，双方僵持一夜直到天亮。天亮后，营长命令全营所有轻、重机枪，瞄准大院南头那间大屋猛烈扫射，几门六○炮不停地开炮轰击。突击组借助临时搭起的几把梯子，冒死爬上那大屋的房顶上，掀开破瓦残椽，朝屋里扔手榴弹。屋内的敌人举枪朝上射击，爬在屋顶的几名解放军战士被击死。突击组前仆后继，爬上屋顶直往下扔集束手榴弹。一阵阵手榴弹的爆炸声响过之后，屋内一片死寂。大院里的解放军战士冲向南头那间大屋，破门而入，屋内硝烟弥漫，尸体狼藉。打扫战场时，在中年女尸旁发现一枚刻有“粤桂边区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韦秀英”的蓝色长条印鉴和一枚特大的金元。“粤桂边区反共救国军”女总指挥韦秀英和她手下的数千“游击健儿”，除了少数漏网潜逃外国，其余均被埋葬在十万大山，成了野鬼游魂。
韦秀英战死后，台湾国民党的“国防部”追封她为上校军阶，入祀忠烈祠。台湾报纸说她是“反共英雄”，这是韦秀英死后第一次成为“热点”人物。韦秀英第二次成为“热点”人物，是上世纪50年代大陆拍摄的电影《英雄虎胆》，著名女演员王晓棠在影片中扮演年轻女匪首阿兰小姐，原型便是“粤桂边区反共救国军”女总指挥韦秀英。到了上世纪90年代，大陆掀起一股纪实文学热，韦秀英第三次成为“热点”人物。
“政治土匪”
黄继树在《败兵成匪》的自序中说，1949年1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军区司令部做了一份《敌土杂武装情况调查》，1950年1月至3月，又做了一份《匪特综合材料》的调查报告，这两份调查材料一致认定：当时广西境内只有土匪24股，共3550人。土匪人数远远低于匪患猖獗的东北和湘西。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广西剿匪作战却出动正规作战部队两个兵团、4个军、17个师又1个团，其中10个师为久经战阵的精锐主力师，加上地方部队和武装民兵，投入广西剿匪总兵力超过百万。
广西剿匪作战历时3年之久，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军区司令部发表的剿匪战报，3年剿匪作战共歼灭广西境内的土匪51.2917万人（统计时间为1949年12月至1952年12月）。根据1947年国民政府内政部的全国人口统计和1948年广西省政府公布的广西全省人口总数为1463.6337万人。从1949年底至1952年底广西的总人口大概是1500万，如果按1500万人口这个总数除以51万土匪，则大约每30个广西人中，便有一人当过土匪。黄继树不无感慨：“既然解放初期广西军区司令部发布的权威调查数字认定当时广西境内仅有土匪24股3550人，那么这51万多土匪又是怎么突然冒出来的呢？既然是乌合之众的土匪，又怎么能够抗拒把几百万国民党正规军打得丢盔弃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达3年之久呢？”这些广西土匪，不是一般的土匪，他们被定性为“政治土匪”。
广西军区政治部、广西区党史办编《广西剿匪》之《概述》（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9月版）中指出：“广西匪患相当严重。据解放初期不完全统计，公开活动的土匪就有218股，共计9万多人。主要由3种成分组成：国民党溃退前夕有计划有组织留下来的正规武装、行政人员和特务。主要有：桂北军政区司令周祖晃，副司令霍冠南所部5000多人，活动于桂北的百寿地区；桂北纵队司令莫敌所部1000多人，活动于桂北的永福地区；桂西军政区司令莫树杰所部2500多人，活动于桂西北的南丹地区；桂东军政区司令甘丽初所部1000多人；桂中军政区司令王景宋所部700多人，活动于平乐、瑶山地区；桂南军政区司令罗活所部1000多人，活动于大容山区；滇桂边区司令张光玮所部2000多人，活动于百色西北地区；‘龙州对讯督办’姚槐所部1000多人，活动于中越边境固边、九特一带，以及桂绥游击第二支队司令林秀山，第八专区专员罗绍辉，靖西专员赖慧鹏等部共10000多人在边沿地区活动。上述正规武装共3万多人，是广西土匪的骨干力量……”
李宗仁早年在广西剿过土匪。《李宗仁回忆录》第十八章《统一后之广西》中说：“我们在广西严禁军人干政，因军队自有其军令系统，与地方行政部门各有专责。平时驻防，除训练之外，便协同地方团队清除盗匪。按昔日两广甚至全国通行的剿抚兼施政策的旧例，凡官兵剿匪无功，便以官爵诱股匪投诚。行之日久，使狡黠之徒视结伙抢劫为升官发财的快捷方式。此风不除，则匪患此起彼伏，永无宁日。所以我们的剿匪政策是清剿、消灭而不招抚。投诚之匪只准悔过自新，由其族长、父兄或乡党亲友担保永不为匪，准其归农为良，不予究治而已。在此雷厉风行之下，号称多匪的广西，竟日趋太平。”
李宗仁后来也剿过“共匪”。在上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中后期的广西报纸上，几乎每天都刊有《广西惩治匪共暂行条例》、《通缉大批共匪名单》、《省保安司令部枪决共匪一批》、《两年来共匪罪行一斑》等等之类“剿匪”消息。原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晚年毅然回到被蒋介石称为“匪区”的中国大陆。1965年7月2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对李宗仁说：“德邻先生，你这一次归国，是误上贼船了。台湾当局口口声声叫我们做‘匪’，还叫祖国大陆做‘匪区’，你不是误上贼船是什么呢？”陪同李宗仁回大陆的程思远忙替李宗仁回答：“我们搭上这一条船，已登彼岸。”
而在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待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尼克松问毛泽东：“蒋介石骂主席是‘匪’，那主席怎么骂蒋介石呢？”同座的周恩来回答：“一般来说，我们称他们‘蒋介石集团’。我们的报纸有时叫他‘蒋匪’，我们也被回骂成‘匪’，反正我们是骂来骂去。”
本文史料引自：《败兵成匪》，黄继树著，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4月版；《李宗仁回忆录》，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