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基辛格在书中紧接着写了一段话。他说，在美国人和周总理的交往中，从未发现他对毛泽东有丁点偏离之处，他永远是那么忠诚。博士认为，总理确实对美国人很礼貌很友好，但这是为了便于执行毛泽东的战略。博士不认为总理的友好是对美国人的让步。

本文摘自：《新世纪》周刊2011年第25期，作者：吴澧，原题：《中美间一段艰难友谊》

四十年来辨是非，红歌起处看宫闱。博士和总理的艰难友谊，也是中美关系的写照

今年5月，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出版新书《论中国》（On China），厚厚六百页，总结中美外交关系的经验教训。

基辛格从古代中国和华夏传统文化谈起。他特别强调，《孙子兵法》和围棋中的“势”之概念，是理解中国外交风格的关键。这一部分是开导美国人的；中国人最感兴趣的，当是博士自1971年访华后，四十年来与四代中国领导人的交往，诸如他与邓小平商谈某一棘手问题时，邓公亲手旋下麦克风以示绝密的那类情节。其中最动人的，则是博士与周恩来总理的友谊。

这一友谊从来没有公开表达过，至少周总理从未向基辛格当面表达过。据说，总理很欣赏与基辛格的对话，觉得棋逢对手，两人谈到深更半夜而毫无倦色。基辛格从别人那里了解到总理视他为朋友，他们多次向博士谈起：你的朋友周恩来曾经如此说道基辛格说：我将此视为一种荣誉。

基辛格对周总理还不单是友谊，而是衷心敬佩。四十年来，博士一贯认为，以其阅人之多，从未见过如周恩来之绝顶聪明又绝顶优雅。这是中美两国的幸运。尼克松曾说：亨利的大缺点是脸皮太薄。毕竟，进入政府前，基辛格是哈佛教授，本为学界中人，未必习惯政客的尖锐。基辛格在书中说，他初见邓小平，很不习惯后者的直来直去。他开始欣赏邓公的远见和改革毅力，那是后来的事。如果基辛格一进中国——正处于“文革”漩涡的中国——遇上的不是温文尔雅的周总理，而是高唱红歌的极左派，他能谈到什么程度，只怕要打个很大的问号。

基辛格在书中说，他只见过一次周总理发火。那是1973年11月，在人民大会堂的宴席上。基辛格随口说道：中国本质上似乎仍在孔夫子时代，相信存在惟一真理，而且个人行为应符合这一真理，只是现在这一真理是马克思主义而非孔孟之道。周总理生气了，严厉告诉博士：孔孟之道是阶级压迫的理论，而马克思主义是人民解放的学说。总理如此讲了好一阵子。美国人知道中国当时在搞“批林批孔”，但他们不知道极左派还在后面加了个“批周公”。基辛格现在回想起来，总理其实是讲给身边两个女翻译听——她们与红歌吹鼓手江青保持着密切联系。

这之后，周恩来就从中美关系中消失了。中方官员再也不提他的名字，也不回答基辛格关于总理的任何询问。基辛格至今不清楚中国当时的高层内部斗争，但从书中叙述里，读者仍可窥见周恩来的难处。中国当时面临苏联核打击的危险。毛泽东会见基辛格时，建议中美联手，从日本经中国到巴基斯坦，再经伊朗、土耳其到欧洲，全面堵截苏联的扩张。但毛泽东只是画个战略图景，具体执行要靠周恩来。美国当时深陷越南战争，而他们卷入战争的理由，就是防止中国在东南亚“扩张”。战略合作之前，两国先要讨论越南问题。总理告诉博士：中国援助越南，并不是出于意识形态或国家利益，而是还历史的“欠债”。从外交上讲，这是一个绝顶聪明的回答。既然中国的援助是为了偿还历史上长期占领越南的“欠债”，中国自然不会再次扩张到越南，但也不会轻易中止援助。总理以一种不必直接对诘的方式，回答了美国的疑虑。这样的智力与客气，正是基辛格最欣赏之处。

基辛格博士最后一次见到周恩来，是在1974年12月，他携带家人访问中国。周恩来在医院会见了他。会见仅仅持续二十分钟。周恩来没有谈政治，也没有谈外交，说是医生不允许。基辛格在书中紧接着写了一段话。他说，在美国人和周总理的交往中，从未发现他对毛泽东有丁点偏离之处，他永远是那么忠诚。博士认为，总理确实对美国人很礼貌很友好，但这是为了便于执行毛泽东的战略。博士不认为总理的友好是对美国人的让步。

读者或许要奇怪，基辛格为什么要写这么一段站在“革命立场”为周恩来辩护的话？是因为红歌又唱起来了？《论中国》出版后，他在媒体采访中提起过这件事。

四十年来辨是非，红歌起处看宫闱。博士和总理的艰难友谊，也是中美关系的写照。曲曲折折，好事多磨，但终究要进展到中国人具有接纳美国人的文明风度，而美国人也能够理解中国人的革命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