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事在中国引起了大风波，是毫无疑问的。有以下的几段记载为证：
张颖1973年到加拿大任政务参赞，年底听国内来的代表团有人说，“现在国内正闹着《红都女皇》，为这江青还挨了批评。又说美国有个女记者采访江青后写了这本书，现在全国都在追查谣言什么的。”张告诉他：“据我所知，那是在香港出版的一本书，可能是一个女华人写的，吹捧江青，说江青将要成为一个女皇了。但这与维特克采访江青完全是两回事。”1974年秋末，张颖回国，了解到“全国追查谣言的事还没有完全平息，而追查的确实是维特克与江青的谈话内容”。她从外交部有关人听到一种说法：不知道是谁把江青与维特克谈话中有关《红楼梦》的部分传抄出去，恰恰《红都女皇》也传开了。可能是江青怕把两件事搞混了，要收回有关《红楼梦》的讲话。“尤其令我吃惊的是，我们当时保存在保密室的江青与维特克谈话的记录材料，全部被江青搬走了。”
这时候，张去看望叶剑英，叶忽然转变话题问：“江青和维特克那次事情怎样结束的？”张告诉他江青把外交部封存的所有记录材料都搬走，而且烧毁了。叶只自语说：“这事有蹊跷。”（张颖：《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第164、165、167页）由此看来，这时在中央还没有就江青见维特克一事做出正式处理，至少在政治局范围没有，因为连叶也不知道详情。据笔者所知，许多当时的政治局委员“文革”后也表示不知道毛泽东对此事有否批示。
但是，也有些记载认为当时中央确实有强烈反应。朱德的孙子在回忆录中说：
有一天，爷爷的秘书送来一封给爷爷的信，打开一看，是反映江青问题的。江青在1972年8月下旬曾经接见过一位美国女学者维特克，谈了一个星期，吹嘘自己，于是，就有了根据维特克这次采访出版的书《红都女皇》，在世界上影响很不好。
爷爷看了信，感到问题性质严重，江青胡乱说话，影响竟然跑到国外去了。因为她是主席夫人，颐指气使，谁也不敢惹她，所以才把问题反映到这里来。爷爷觉得不能把问题压下来，就画了圈，写了：此事重大，须慎重处理，并报送主席。
据说，毛泽东看了《红都女皇》，气愤难抑，写了对江青的批示“分道扬镳，撵出政治局……
（朱和平：《永久的记忆：和爷爷朱德、奶奶康克清一起生活的日子》，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第257页）
此说虽然把《红都女皇》与维特克采访混为一谈，但确也说明中央领导人中当时有人反映此事。购买维特克版权一事，也有雪泥鸿爪可寻。
粉碎“四人帮”一周后的1976年10月12日，华国锋、叶剑英等接见上海马天水等人时，华国锋在讲话中历数江青罪状曾说：
江青和美国女作家维特克谈话，谈了六次，贬低主席，内容下流。“四人帮”逼着外交部交出，特别是王洪文主持工作，他亲自写信，找乔冠华把材料要回来。后来中央决定，我们说花多少钱也要把这本书的版权买回来。
粉碎“四人帮”以后，张颖又受到叶剑英召见，要她把当时的记录与情况整理出来。外交部成立了由张颖负责的材料小组，宣布“现在部里有责任和必要向中央整理和审查江青一伙的组织，把江青与维特克谈话的经过情况整理出来”。李先念也就此事接见了张颖等人。据张颖回忆，此后还有一些传言，说周恩来为避免维特克书出版的不良影响，令中国驻联合国有关人员，用高价收买维特克版权，使之不能流传。张认为“据我当时所知绝无此事”。更为离奇的是，1992年张接到美国友人陈香梅寄来的美国中文报刊《时报周刊》，内中有文章称通过采访维特克，了解到的内幕是：周恩来利用江青好出风头的特点，刻意安排了维特克采访江青，并让亲信张颖陪同，据此写成《红都女皇》在香港出版，然后周转呈毛泽东，激怒了他，从而使毛、江疏远……（张颖：《江青与“红都女皇”事件》，凤凰卫视口述历史，2005年9月12日）。这种说法当然是荒诞至极的，为人谨慎的周决不会出此下策。
综上所述，我们虽然不能完全解开《红都女皇》之谜，但也可以得出一个基本分析：1972年江青在接受维特克采访时说了很多极不得体的话，特别是有关毛泽东在延安的私生活，影响很坏。但当时因为记录稿没有传出去，并没有立即产生风波。而1973年以后香港《红都女皇》的出版，成为导火索，中央有人联系起来向毛反映。可能在很小的范围，比如毛、周、江之间，有过内部处理。
至于毛的那段“立即撵出政治局”的批示，为什么没有在粉碎“四人帮”时作为最有力的上方宝剑公布？仍然是个谜。
尽管如此，可以想见，当毛看到江青对维特克的信口开河、肆无忌惮的谈话记录，并联系起香港出版《红都女皇》的恶劣影响，肯定是怒火中烧。毛泽东过去就对江青的作风和为人颇多不满，只是由于晚年发动“文革”的政治需要，才信任支持江青并容忍了她的一些做法。“文革”后期，这种需要逐渐淡化，大概更多地是出于维护形象的考虑了。因为，江青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图腾，无法割裂。这也许能够成为从1972年以后毛泽东多次批评江青、与之疏远，但又不能下决心予以处置的一种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