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1974年2月间，我被任命为中国新闻代表团团长，率领一个由八人组成的新闻代表团访问战乱中的柬埔寨。我们拍了电影纪录片，写了一本小书，拍了一批战地照片。“红色高棉”的主要领导人波尔布特、乔森潘、宋成、英萨利等都会见了我们，我们是波尔布特接见的第一批外国记者。

波尔布特（来源：资料图）

本文摘自：《炎黄春秋》2011年第4期，作者：谢文清，原题：《我采访了波尔布特》

1974年2月间，我被任命为中国新闻代表团团长，率领一个由八人组成的新闻代表团访问战乱中的柬埔寨。代表团中有《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新闻纪录电影厂等单位的记者。副团长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黄群同志。当时，越南战争已到决战阶段，西贡的阮文绍政权已岌岌可危。美国举国上下反战情绪十分强烈。柬埔寨的金边朗诺政权同西贡政权是同病相怜，都是风雨飘摇，惶惶不可终日。我们是柬埔寨游击队“红色高棉”接待的第一个外国新闻代表团。我们先乘飞机到河内，然后沿“胡志明小道”经老挝进入柬埔寨解放区。

这是一次比较危险同时也比较有趣的访问，因为“红色高棉”当时已控制了柬埔寨80%左右的地区，朗诺政权只控制着几个大城市。除我们之外，任何外国记者都不许进入“红色高棉”地区。我们的车队由四辆北京吉普车组成，一律夜行晓宿。因为敌人飞机扫射、轰炸还相当频繁，我们只有夜间在热带丛林中闭着车灯在黑暗中摸索着行进，车速十分缓慢，所谓“胡志明小道”根本就没有道路，有的只是游击队员斧劈刀砍出来的坑洼不平的泥泞烂洼之“路”！司机因在黑夜中行车，所以眼睛视力损坏十分严重。据说，20多岁的小青年驾上几年车视力就大都被损害了。

我们在游击区同游击队共同生活了两个多月，访问了前线和后方。其实，全国都是前线，因为游击队随时随地都可能同敌遭遇。相对来说，那时柬埔寨北方地区已全部在“红色高棉”，控制之下，没有什么战斗了。但在西、南部地区战斗还比较频繁。我们拍了电影纪录片，写了一本小书，拍了一批战地照片。“红色高棉”的主要领导人波尔布特、乔森潘、宋成、英萨利等都会见了我们，我们是波尔布特接见的第一批外国记者。此人十分健谈，中等身材、满面红光，看上去十分健壮，约摸50岁左右。在距金边不远一个椰林中同我们谈了五六个小时。

当时已是4月天气，已经十分炎热。波尔布特就光着上身同我们交谈。我们也来个礼尚往来，索性也脱掉上衣和背心，光着脊梁，宾主都像赤膊罗汉一样，摇着扇子在椰林荫下一问一答地纵论柬埔寨战局。据我们的印象，这时的波尔布特和“红色高棉”因忙于战争，还需要人民群众的支持、掩护，还要动员农民参军打仗，所以在各项政策中尚未形成系统性、全面性的极“左”路线。但是在某些具体政策方面，他们的极为野蛮的性格确实已经明显地冒出苗头了。

比如“红色高棉”的一位师长在对我们谈到他们的俘虏政策时曾颇为得意地说：“我们俘获的敌军排级以上的指挥官，都是当场枪决，不留后患！”

在他谈完这个问题时，我乘谈话的空隙插了几句话，大意是：我们中国的八路军对待战俘的政策是比较宽仁的，对于放下武器的敌军不论是士兵或长官，我们都不杀害，并且优待他们，甚至发给路费送他们回家。对日本侵略军也是如此，只要他们放下武器就能得到我们的优待。我还进一步说：在我们的解放军中，有不少“俘虏兵”，即被我们俘虏的国民党士兵经过我们教育后参加了我军，有些人还成了战斗英雄。我说这番话的意思是企图影响他们一下，最好改变一下俘虏政策。那位师长听了之后冷笑了一阵说：“我们不需要这种士兵。”

尽管我使用了甚为婉转、温和的语言和介绍经验的方式做了这点“思想工作”，但在我们代表内部却还是引起了一些不同意见。我们的一位最年轻的团员，摄影记者在这次采访末期总结工作时，竟然批评我上述那番谈话是“大国沙文主义”和“企图”干涉“红色高棉的内政”。这位青年人颇有点“造反派”气味。但是我正告他：“对待俘虏是有国际公约的，此种事将来有可能引起国际公约方面的麻烦！”（作者为原广播电视部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