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和邓颖超不仅不给亲属们“招呼事”，有时还专门“拆台”
我曾经这样问志勇：“你们一家在焦作，算来已有50多年，市里领导知道不知道？”
志勇说：“不知道他们知道不知道。我们几乎没找过领导。”
在志勇印象里，唯一一次找地方领导，是很早了，大概是文革时期。因为总理秘书的电话是打给焦作革委会的。原因是奶奶身体不好，每年都要去北京治次病。那时焦作不通火车，要坐汽车到新乡，再转火车。那一次，奶奶病得很重，坐公共汽车去，身体已承受不了。
周荣庆给总理说了，总理秘书才打了这个电话。让安排一辆汽车把王兰芳送到新乡。但总理秘书并没有在电话中说明亲属关系，大概是说：“你们那里有个老同志叫王兰芳，在东北打游击时负过伤，在战争年代为革命做出过贡献。她要到北京治病，请把她送到新乡坐上火车，其他不用管。”
“你们找总理办过什么私事吗？”我又问。
志勇说，他父亲找过一次，但根本不敢找总理本人，而是找到曾经给总理当过秘书的七机部的何部长，帮地方买了辆处理的旧红旗车。
总理后来知道了，把周荣庆狠狠训斥了一顿。
自此，周荣庆和他的家人再也不敢做类似事情了。
还有一次，是在上世纪80年代，志勇的小弟志军没有工作，想让邓颖超帮他找点活干。
可是邓颖超说：“我们共产党人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为周家服务的。”
从此，周家任何一个人，无论什么事也不敢去给老人家添麻烦了，都是自己设法克服、解决。
总理和邓颖超不仅不给亲属们“招呼事”，有时还专门“拆台”。
一份资料上说，周恩寿在华北大学培训后，按正常程序被分配到钢铁工业局工作。总理却找到单位领导交待，在他弟弟的工作安排上，职位要尽量低、待遇要尽量少。因此只给他安排了一个仓库科员的职位，分配的住房也只是一个小胡同里的两间平房，20多平方米。一家8口人，就挤住在那里。
且不论周恩寿是总理的小弟弟，单凭他早年给觉悟社当交通员、四期黄埔军校学员、攻打武昌城、给共产党筹集药品和军需物资、掩护中共六大代表去莫斯科开会等功劳，在建国后也不至于享受这么低的待遇，但就因为他是总理的弟弟，要做到、必须做到“两个尽量”！
采访手记：
亲爱的朋友，最后，还想告诉你的是，我是在建党90周年的时候从网上越来越多地出现的有关这个家庭的帖子里知道这事的。
去采访前，曾经担心周志勇不接受我的采访。因为一个不图名不图利的人，记者的采访只能打扰他平静的工作和生活。
但是，当我与他联系上时，他却爽快地答应了，说“这是你的工作，我肯定得配合！”
在我与他母亲谈话的时候，他不吭声到街上买来一包7块钱的“红旗渠”烟和一瓶“康师傅绿茶”待客。而他平时抽的是比“红旗渠”还要便宜的“红梅”烟。
这个时候，我身上揣的20块钱一包的“黄金叶”香烟，也不敢和羞于掏出来了。一如鲁迅先生所说，志勇的行为，榨出我身上和灵魂深处的“小”来了。
事实上，我们不少人内心深处都有许许多多的“小”在作怪。
我们向往一颗平常心，却常常被虚荣遮眼；我们痛恨贪污腐败，但一旦自己掌了权、管了钱，也难保不是那个样子……我们为什么不能像周家和他们的后代那样，少一些浮躁，多一些本真；不怨天不怨地，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
我们为什么不能扪心自问一下，我们党的开创者和他们的后代，当年在想些什么、干些什么，在追求什么？而我们今天在他们开创的这片蓝天白云下，又在干什么、想什么、追求些什么？
我们党已走过90年风雨征程，在欢庆党的生日的时候，难道我们的灵魂不需要来一场彻底的洗礼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