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就是说我的收音机的问题。为了这个收音机，搞得很紧张，重新抄了我的家，还在我家里搞了什么测试，弄得邻居都紧张了。
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我带了一台收音机，是真空管的，中、短波的效果都很好。后来组织安排我到解放区，我把这台收音机留给地下党组织的同志。解放后进了北京，组织上给我一个写着地址的条子，通知我让我按照纸条上写的，到一个地方把这个收音机取回来。
我和进行接管的另一位同志一起取的。我们按地址找到地方，敲了敲门，有人出来，我们把条子递上去，他说：“知道的。”然后把收音机拿了出来，交还给我，还说了“谢谢”。当时我并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后来造反派批斗时，我才知道他们去调查了，收音机是放在王光美同志那里使用的。在当时，与王光美有关系的事自然都成为了重大问题。
我到410厂的时候，为了技术人员学习电子技术，我把这个收音机交给大家，分解了研究。没有想到造反派会把这个收音机扯出来，作为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罪状”。
那个时候，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连我每月多交党费都成了“罪状”，说是特务活动的经费。
参加劳动改造的体会
后来，造反派“搞”得没有兴趣了，就派我去劳动，打扫厕所。我记得，冬天厕所里到处结冰，用镐刨的时候，粪便结成的冰碴溅到脸上，但我还是认真地打扫，把厕所搞得干干净净。
再往后，我就可以和技术人员一起做一些技术工作了。
我们去0307基地作压气机试验，是很艰苦的。由于作试验用电量很大，所以只能在夜间，在用电高峰过去以后，大约在十一点以后进行。在需要作试验的时候，晚上我们把试验件装在一辆卡车上，人员乘另一辆卡车，跑二十公里到基地，作好准备，等到十一点钟以后才开始作试验。作完了，大概到夜里两三点钟，然后再乘卡车回所里。东北的冬天，夜里是很冷的，坐在敞篷卡车里，寒风刺骨。那个滋味、感觉，今天的年轻人是无法想象的。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的灾难，但它是难以避免的
1972年，北京召开航空汇报会，所里安排我参加。从那个时候起，我逐步恢复了工作。1972年，恢复我606所技术副所长的工作，同时任命我担任410厂革委会副主任、党委常委、总工程师。1978年，我被三结合，担任了606所的革委会主任，主持全面工作。
有人问我，对“文化大革命”，你有没有抱怨呢？我想想，有什么好抱怨的呢？
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把我关进“牛棚”，我是带着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著作进去的，他们把毛主席像没收了，说毛主席著作可以学，毛主席像不能留。我把毛泽东选集扉页的毛主席像放在床头，每天睡觉前，我就看着毛主席的像，我想，毛主席一定能够把这些事情搞清楚的，我相信毛主席。后来中央有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我才知道，原来这个错误就是从毛主席他老人家那里犯起的。
“文化大革命”对我们国家的破坏是相当大的。我恢复自由以后，翻阅一些杂志看到，国外在我们搞“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电子技术、工业化发展非常快，就是在这十年中，我们与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拉开了更大的距离。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
我想，毛主席能够犯这样的错误，我们中国能够出现这样的现象，也是带有规律性的，而且很有可能再次发生。因为我们太无知，太没有经验了！水平太低——无论是文化水平，还是政治水平都太低了。封建主义的东西、资本主义的东西太多了！我们要走的是一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道路，是前人没有走过、后人又没有走成功的一条路。我们对社会发展的规律缺乏认识，现在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这是总结前面的经验做出的决策。
“文化大革命”给我的一个好处，就是承受压力的能力增强了。在以后的工作中，遇到挫折时我就想，比起关在“牛棚”的时候，这点坎坷算得了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