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7月4日，毛泽东在西柏坡打电报给斯大林，说自己身体已经好转，故决定最近几日动身前往苏联。“希望飞机在本月25日左右飞抵威县。如果您决定通过海路接我们，希望船只在本月底到达指定港口……即使海空路线都不行，我们也还是在本月25日左右北上。”
然而，7月14日，斯大林让阿洛夫转告毛泽东：“鉴于粮食征购工作开始，从8月起，领导同志分赴各地，要在地方呆到11月底，因此联共（布）中央请毛泽东同志把来莫斯科的时间定在11月底，以便能够同所有领导同志见面。”
据阿洛夫7月17日报告，毛泽东对于再次推迟行程感到意外，并对斯大林提出的理由颇不以为然：“难道苏联如此重视粮食征购工作，要党中央领导人全都出动？”
当时，苏联卫国战争刚结束没几年，征购粮食确实是件头等大事。但是，显然，以此为理由推迟毛泽东访苏，实在是一个借口。
沈志华表示，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看，斯大林改变主意恐怕还是与美国有关。一方面，1948年6月封锁柏林导致的危机正处在关键时刻，莫斯科的注意力自然被吸引到欧洲。另一方面，斯大林错误地理解了中国国内的局势，苏联驻华大使罗申报告，“国民党政权已经不稳固，但是没还有达到灭顶之灾的地步”。
“斯大林一贯谨慎，给自己留了一步。”沈志华分析。
“您的莫斯科之行，会被敌人攻击中共是莫斯科的附庸”
两个星期后，7月28日，毛泽东对阿洛夫再次表达了急于访苏的意愿。他说，有一些问题要请教斯大林，比如关于同小的民主党派的关系问题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问题，关于同美国和蒋介石作斗争的战略计划问题，等等。
斯大林迟迟没有答复。
9月28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表示，有许多问题需要亲自向苏共中央汇报，并真心地希望给予指示。
10月17日斯大林答复，同意毛泽东前来。不过，会面的时间还是安排在11月底。
这无疑伤害了毛泽东的自尊心，毛泽东主动提出，现在陆路和水路都不行了，莫斯科必须派飞机来，而且最合适的时间是11月中旬。斯大林不好再推托，只得同意11月中旬派飞机来接毛泽东。
然而，11月中旬莫斯科的飞机没有到来。
毛泽东再一次主动提出延期，声称因“偶有微恙”和战事紧迫，他决定12月再动身去莫斯科。到12月底，毛泽东又通知莫斯科说，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正在进行，而且中共中央最近准备召开一次会议，待会议结束他再去莫斯科。
而此时，中国国内形势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
蒋介石招架不住中共的军事进攻，被迫下野。南京国民政府向苏、美、英、法四国递交了希望调停内战的照会。
在沈志华看来，斯大林一而再地推迟毛泽东访问，是有自身利益要求的。对苏联的安全和经济利益来说，只要中共能够在整个东北取得政权，就已经满足莫斯科的要求了，若再对华北和西北有所控制，当然更好。“如果中共的势力范围继续扩大，则很可能招致美国的干预，莫斯科不愿冒这样的风险。所以，斯大林希望能够调停国共内战。”
在这个背景下，1949年1月10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表达了要出面调停国共内战的想法。电报的最后，斯大林再一次推迟了毛泽东访苏计划：“在目前局势下，我们认为应当把您的访问再后延一段时间，因为在此种情况下您的莫斯科之行会被敌人利用来败坏中国共产党的声誉，攻击中共是依附于莫斯科的附庸。”
“在这个时候，统帅不宜离自己的岗位太远了”
但是，对于斯大林的调停电报，毛泽东很愤怒。经过一天的考虑，在1月12日的回电中，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表示坚决反对外国调停和谈。
1月14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说，毛泽东在这个时期来访未必合适，因为他是游击队的领导人。他的出访无疑会被西方说成是到莫斯科向苏联共产党领取指示。也许，不久即可成立由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政府。届时，毛泽东就不需要隐秘身份，而作为政府首脑正式访问一个邻国。这将提高这个政府的声誉和权威，并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
当日，斯大林回电，建议中共从策略的角度答应和谈，但可以提出使国民党无法接受的条件。电报最后，斯大林再次提出暂缓毛泽东莫斯科之行：中国解放战争正处在紧要关头，战斗还很激烈，在这个时候，统帅不宜离开自己的岗位太远了。如果您有重大问题要同我们商量，我们可以派一位负责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来听取您的意见，然后进行协商。
毛泽东17日答复，“我决定暂时推迟苏联之行”。至此，讨论了一年半的毛泽东莫斯科之行终于结束了。
1949年1月30日至2月8日，米高扬到达西柏坡，这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第一次直接与苏共中央全面交换意见。
“米高扬来访，对于改善两党关系，尤其在减少斯大林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疑惑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沈志华表示。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2日，苏联承认新中国；12月6日，毛泽东启程去苏联访问，访苏愿望终于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