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原来,康国雄的父亲康心如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同盟会员,上个世纪20年代后期因成功收购中美合资美丰银行全部美股,又投资民生轮船公司等企业,成为内地举足轻重的金融巨头和企业家。抗战期间,康心如对当时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团、八路军办事处给过不少资助。
1997年1月,康国雄访问台湾时与蒋纬国(右)见面。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 作者:何蜀 原题为:“蒋介石的干儿子” 周恩来文革中三保康国雄
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周恩来书信选集》中,有一封周恩来在1970年5月27日给国务院直属口军代表丁江的信,信中写道:
康国雄事,可告陕西派人至汉中工业管理学校一查,如确实因群众茫然于历史知识而对康国雄实行专政,虽病不许治,病倒亦不许与家属通音
信,未免过分。可许其回京至康妻陈泽琴处治病,病愈再另作下乡安置。
康国雄当时是北京机械学院教师,“文革”开始后,随该校迁至陕西汉中。周恩来文革中出面保护过不少人,但主要是老干部和知名人士,康国雄何以获此殊荣?
原来,康国雄的父亲康心如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同盟会员,上个世纪20年代后期因成功收购中美合资美丰银行全部美股,又投资民生轮船公司等企业,成为内地举足轻重的金融巨头和企业家。抗战期间,康心如对当时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团、八路军办事处给过不少资助。
周恩来与康心如及其弟康心之、康心远都有来往。解放后,康心如任重庆市政协常委、市工商联副主席等职。“反右”中,康心如被划为“极右派”,撤职降级。经章士钊向周恩来反映有关情况后,获准迁北京定居。
“蒋介石的干儿子”
康国雄是康心如的小儿子,南开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分配到北京作教师,但他有“历史问题”——抗战期间,为躲避日机轰炸,康心如在重庆南岸汪山上修建了别墅和防空洞,康国雄在那里与常来汪山散步的蒋介石偶然相识。公务繁忙之余的蒋介石,很喜欢这个活泼可爱的小学生,常跟他聊天、散步,并曾请他去黄山别墅玩过一次。此事在“肃反”运动中却被人诬告,从此康国雄背上了“蒋介石的干儿子”的黑锅,政治运动一来就要遭到审查,“文革”中多次遭到批斗。康家因此请章士钊向周恩来反映、求助。
周恩来第一次指示
1968年6月,章士钊为康国雄之事写信给周总理:
四川康心如、心之兄弟,公所习知。在文化大革命中,该兄弟为冲击对象,自不待言。经过两年之困心衡虑,不幸心之于半年前先行淹殁;而心如奄奄一息,辗转床褥,加以其子国雄,横遭蒋贼义儿之诬,禁不起老牛舐犊之忧虑,病上加病……
周恩来对此信作出指示,是在一年半以后。1969年底,“专案组”黄先生私下告诉康国雄,周恩来总理对他的问题,有指示传达下来,大意是:对康国雄的家庭及其本人的历史问题,不予追查,一律按民主人士处理。如果发现康国雄是蒋介石的干儿子,但未发现有什么严重的政治问题,不予追究;若发现其有严重的政治活动,要上报中央处理。对康国雄的家庭生活和工作问题要给予照顾。要文斗,不要武斗。
但当时正值“清队”高潮,“阶级斗争”压倒一切,周恩来的指示未能得到认真执行。
周恩来的第二次指示
康国雄由于长期受到审查批判,健康状况恶化,出现了心慌、疲乏、血压升高等症状。他要求到汉中专区或县医院去看病,报告了几次才获批准。到汉中县医院检查后,大夫建议他回北京治疗。
康国雄把大夫开的证明拿给“军宣队”,遭到痛斥。康国雄悄悄写信告诉妻子,要她再去找章士钊求助。于是,章士钊又给周恩来写信,明确表示“重庆康氏昆仲,系钊数十年来之旧友,……皆与蒋介石一无旁涉,此钊所能确切保证者也。”
1970年5月27日,周恩来根据章士钊的信,专门给国务院直属口军代表写了本文开头提到的那封信。
事后得知,这位军代表只向机械学院了解了康国雄的情况,得到的答复是,康国雄有“三反言行”,正在接受审查。那位军代表便未按照周恩来信中“两事办好后再告章行老”的指示办理,而自作主张向章士钊口头回复说,“康国雄无病,他有三反言行,现正在受审查。”
周恩来给那位军代表的这封信,交到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后被束之高阁。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那位军代表被调回总后勤部接受审查,从此周恩来对康国雄的有关指示就更无下文了。
第三次指示与“五一六分子”的戏剧化命运
不久,康国雄又被说成是“五一六分子”。审查的人天天对他批斗、逼供。他急忙写信,要妻子找章老再向中央反映。
1972年12月下旬他被叫去连部办公室。连长例行公事地问康国雄问题交待得怎样了,然后突然说:“院党委讨论了你的问题,认为你确实有病。党委同意你回北京治病。”
康国雄顿时意识到,一定是周总理又有批示下来了!周恩来这次批示的具体内容是康国雄返京后才知道的:第一机械工业部打电话到机院留守处,询问该校是否有一个名叫康国雄的人,当得知确有此人,现在陕西汉中后,就转告说:“周总理指示:他有病,应回北京治病。”这时已是在“九一三”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的指示终于得到执行。
康国雄回京后,参加了朝阳区职工大学的创办。1980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书信选集》时,要为周恩来给丁江的那封信作注,到处找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康国雄,只因章士钊原信将他的工作单位错写成“北京工业管理学校”,结果费了许多周折,好不容易才在北京朝阳区职工大学把他找到。(《南方周末》5.20何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