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黄克诚听说立即派人搞来一种当时很难弄到的消炎药，组织战士轮流抬担架。事后，父亲曾十分感慨地对人讲：“就是父母对子女的关怀，也莫过如此！”25年后，这话成了某些人攻击父亲的一颗重磅炮弹：“自称与黄克诚是父子关系。”

本文摘自《作家文摘》2002年第73期，作者：钟戈平 钟戈挥，原题：《父亲钟伟》

一

父亲钟伟，原名钟步云。1914年10月26日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的一个中农家庭。兄弟姐妹9人中，父亲排行老六。祖父看父亲聪明好学，想尽办法送他到乡里的小学读书。小学老师袁克奇是平江南乡一带中共地下党的负责人。父亲经常跟着袁老师到农民群众中进行革命宣传工作，为中共湖南地下省委负责人吴克坚做秘密交通员，这时父亲还不满13周岁。

1930年7月，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重新攻占了平江县。已担任红五军政治部宣传部长的袁克奇要父亲立即组织一批少先队员参加红军。

父亲一生身经百战，经历了无数险境，却只在手上和小腿上受过两次轻微的小伤。父亲笑着对我们讲，他生来福大命大，是打不死的！父亲告诉我们，他的应变和决断能力是在长期战争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后形成的。的确，父亲“从来不打蛮仗”。战争年代，他写下4本厚厚的作战笔记。遗憾的是，“十年动乱”，安徽的家被抄，4本厚厚的作战笔记从此下落不明。

二

庐山会议刚刚结束，8月18日又在京紧急召开了批斗彭黄的军委扩大会议。当时，父亲随以李天佑为团长的军事代表团出国参观苏联太平洋舰队军事演习回来不久。一天晚上我们正在吃饭，父亲突然十分严肃地对我们讲：“这次是祸从天降，很可能会坐牢，你们都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我们大吃一惊，愣住了。“怎么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父亲简略地告诉我们，庐山会议上，硬说彭总和黄克诚搞了个什么“军事俱乐部”，反党反毛主席。这次军委开扩大会议，批斗他们时，自己不过是根据历史事实讲了几句老实话，就被定为彭黄反党集团的“积极追随者”，撤消了党内外一切职务。当我们追问“军事俱乐部”的具体情况时，父亲非常烦躁地说：“见他妈的鬼！什么军事俱乐部？！完全是莫须有嘛！这些事跟你们讲，你们也不明白。”第二天，北京军区保卫部来人，将父亲最心爱的“七芯子”左轮手枪及卡宾枪、双筒猎枪统统收走。

1959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父亲被定性为“彭黄反党集团的积极追随者”。

彭德怀、黄克诚一直是父亲最敬重的领导，“彭总一身正气，从来不搞宗派。他最讨厌那些讲讲话，拉拉扯扯溜溜拍拍的人。”“黄老办事公正，原则性强，对谁都不讲情面”，“一贯关心爱护部属”。长征路上，父亲突然发高烧到39度多，连续几天不退，医生说没有希望了。黄克诚听说立即派人搞来一种当时很难弄到的消炎药，组织战士轮流抬担架。事后，父亲曾十分感慨地对人讲：“就是父母对子女的关怀，也莫过如此！”25年后，这话成了某些人攻击父亲的一颗重磅炮弹：“自称与黄克诚是父子关系。”

实际上，父亲对自己的命运是有所预感的。

参观苏军演习刚回国，北京军区政委就找他单独谈话，要他认真检查交代，划清与“彭黄反党集团”的界限，彻底揭发他们的反党罪行。父亲当即表示：“自己平时与他们都是正常的上下级关系，没有任何不可告人的东西。因此，也不了解他们有什么反党活动。”后来，他不止一次感叹地说：“这次实在是在劫难逃啊！讲不讲都一样，人家反正是要整你的。明明是杨成武要我到北京军区来的，可有些人却硬说我是彭德怀安在北京军区的‘钉子’。”

停职反省期间，父亲被多次大会批判，有人说他“态度极不老实，始终顽固对抗”。最后的处理是调离部队，下放到安徽省农业厅工作。

“文革”初期，带着“彭黄”帽子的父亲成了人人喊打的“死老虎”，一下子被推到群众运动的风口浪尖上。看着一批批老干部、老战友被扣上“三反”分子的帽子被打倒在地，面对着“造反派”的巨大冲击，父亲不仅感到无法理解，而且内心充满了气愤和压抑。他再次向中央申诉，要求解决自己的问题。信是通过林彪转报毛泽东的。谁知报告发出之后，如石沉大海。

1967年9月，“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在一次接见安徽“造反派”群众大会上公开点了父亲的名，诬称他是“彭黄死党”、“是挑动安徽两派武斗的黑手”、“阴谋策动反革命武装暴乱”！一次批斗会上，父亲因不肯低头下跪“向毛主席请罪”，被几个家伙一阵拳打脚踢，捆起来塞进麻袋，扔到卡车上，扬言要扔到河里去喂鱼。所幸，途中父亲拼命挣脱了绳索，从车上跳了下来。在那以后，他被迫离家出走，躲进淮南市郊区农村。那里有几个北京军区的复员兵，救助掩护了父亲。

三

1974年初，父亲到北京直接找到胡耀邦。胡耀邦对他的处境十分同情，认为对他的处理很不公正，当即与副总参谋长杨勇和向仲华联系，将父亲安排住在海运仓总参第一招待所，并促使总政正式受理了父亲的申诉。杨勇还特意向招待所打了招呼：“一定要好好接待，钟伟是立了很大战功的。”正当大家满怀希望的时候，风云突变。1975年末，“四人帮”疯狂“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再次被打倒。把持总政大权的张春桥在父亲的申诉报告上写道：立即回安徽等待处理。为了不给胡耀邦、杨勇等人添更大的麻烦，父亲决定暂时先回安徽。

“四人帮”被粉碎后，党中央迅速为彭德怀同志彻底平反。对父亲的问题，胡耀邦一直十分关心。后来，胡耀邦将父亲的问题反映给重新出来工作的邓小平。邓小平明确表示：既然过去搞错了，那就应该平反嘛！父亲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父亲一生，经历了无数的坎坷和打击，但他对党的忠诚、对党的感情却从未改变。在他病危即将去世的时刻，他以无限的深情在遗嘱里写道：“党是培育我成长最疼爱的母亲，我时刻没有离开过她，不管是在艰难困苦还是在幸福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