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原来，尤金大使是苏联著名的马列主义理论家和哲学教授。他认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所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不符合经济建设规律的，换言之，中国人发明的这两个政治术语是同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学说不相符的，是苏联的马列主义者无法接受的观点。

本文来源：《青年参考》2010年12月17日，作者：顾达寿，执笔：郑少锋，原题：《我创造了两个俄文新词：“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上世纪50年代末，中国掀起了史无前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时任苏联驻华使馆翻译的作者及时将二者翻译成俄文，并得到了中国官方的认可。然而，这两个全新的政治术语传回苏联后，苏联领导人对这场政治运动的看法与中方发生了极大分歧。

我创造了两个俄文新词

那是1958年春天的一个傍晚，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在中南海接见尤金大使，我作为翻译陪同前往。当刘主席向尤金通报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开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决定时，我在脑子里就开始琢磨如何正确翻译这两个在俄文里不曾出现的新政治术语。

我起初想的是将“大跃进”译成“快速的运动”，将“人民公社”译为“人民协会”或者“大众公司”。但听了刘少奇进一步阐明二者的具体涵义后，我立即否定了最初的思路。于是，我尝试改用更贴近中文涵义的俄文，将“大跃进”直译为“Большойскачок”（大飞跃）；同时，我又从俄文“巴黎公社”想到了用“Народнаякоммуна”翻译“人民公社”这一新词。

在正式向尤金大使翻译刘少奇主席的谈话前，我特地征求了在座的中国资深俄文翻译家赵宗远先生的意见。他听了我的说明，思索片刻，当即表示赞同。他认为，如此翻译已非常准确达意。他尤其欣赏我用“коммуна”（公社），说这个词翻译得恰到好处，比之俄语中的同义词“集体农庄”乃至“国营农场”更能达致其意。

在离开刘少奇主席的办公室时，我再次同赵宗远先生交流了我对翻译这两个重要政治名词的观点。随后，我将整理的翻译记录交给了尤金大使。

苏联使馆特地开会讨论

谁料回到使馆后，尤金大使突然严肃地问我：“你翻译的这两个词是否准确？”他看见我同赵宗远谈话，认为这也许是中国人的译法。当我再次肯定并确认翻译无误时，他仍表示怀疑，对我说道：“刘少奇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我颇为不解，难道尤金会认为，是我错误翻译了刘少奇主席的原话？

原来，尤金大使是苏联著名的马列主义理论家和哲学教授。他认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所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不符合经济建设规律的，换言之，中国人发明的这两个政治术语是同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学说不相符的，是苏联的马列主义者无法接受的观点。他始终坚信，刘少奇曾经在苏联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教育，不可能提出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如果这两个政治术语的俄文翻译准确无误，那么刘少奇传达的中共中央决定，其实就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曲解。

为此，尤金专门召集使馆各处参赞开会，讨论我对中共中央这个决定的词义翻译。

我立即意识到此事非同小可，我对刘少奇主席的谈话翻译得正确与否，势必关系到苏联领导人对中国这场政治运动的看法。但作为苏联使馆的外交官和首席中文翻译，我的工作职责只能忠实于翻译本身的正确性和重要性。我必须正确理解和准确翻译这两个关系重大的政治术语，尽管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词典中不曾出现的新名词。

于是，我在这次使馆内部会议上再次将中国领导人的重要谈话作了详尽的译述，并向与会同志解说“Большойскачок”（大跃进）和“Народнаякоммуна”（人民公社）这两个俄文新词的来由。

我的翻译获中国官方认可

在那次使馆内部会议上，尤金大使认为，应该立即向苏联高层领导报告中共中央的这个决定，因为这两个敏感的政治新词可能会使苏联人对中国人的观点不易接受，甚至会令赫鲁晓夫和毛泽东的关系出现裂痕，影响两国两党业已建立的友好关系。他提出，为验证我俄文翻译的准确性，可否用另外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义词来翻译这两个政治名词。但我坚持己见并力陈如此翻译的理由。出乎意料的是，使馆大多数外交官同意了我的翻译。尤金大使遂决定将此情况报告苏联外交部转呈苏共中央。

不久，中国新华社《俄文电讯》刊载的《中共中央决定》中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俄文译为“Большойскачок”和“Народнаякоммуна”。我稍后了解到，在那次会见后，赵宗远先生即将我翻译的这两个俄文新词报请刘少奇主席审批，在新华社《俄文电讯》中首次采用。

没过多长时间，在中国对苏发行的刊物中，在中国的俄语广播里，以至在中国出版的俄语教科书和词典中，都出现了“Большойскачок”和“Народнаякоммуна”这两个新的词汇。然而，苏联出版的《汉俄词典》中却未收录二者。也许苏联人认为，它们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的，实际情况却是我这个苏联人帮助翻译的。我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俄文翻译首先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确认，这是我未曾想到的结果。

正如我们担忧的那样，苏共和中共这两个社会主义阵营内最大的执政党，自此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分歧，导致两国关系出现裂痕，至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公开论战并愈演愈烈。事情最后发展到毛泽东指责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者，苏联从此终止了对中国的援助。赫鲁晓夫退出政治舞台后，苏中关系的恶化依然在加剧。

（节选自《直译中苏高层会晤》，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年1月第一版，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