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这一过程中，以毛泽东为首的新中国领导人将原则性与灵活性完美结合，展现了精湛的外交技巧。在中印两国的建交谈判中，中方给印度以高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待遇，两国得以顺利建交。
本文来源《学习时报》2011年7月25日第06版，作者：杜玉芳，原题：《和平解放西藏的政治智慧》
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地做出“和平解放”西藏的重大决策，以“政治的”“不流血的”方式解放了西藏，实现了中国大陆的统一，是毛泽东西藏工作最具华彩的一章。《毛泽东与西藏和平解放》一书试图从历史的本来顺序出发，纵向梳理毛泽东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及相关政策的决策过程，剖析影响这一决策的各方面因素，重建和平解放西藏方针提出的动态场景。本书的叙述是“历史的”，但论述历史的出发点，往往不在历史之中，而在当下。本书着手于“历史”，着眼于“当下”，旨在挖掘毛泽东在处理西藏问题中表现出来政治智慧和韬略。
不战而进
1949年，由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主所组成的战略大决战胜利结束之后，人民解放战争由北向南迅速推进，势如卷席。全国解放指日可待，决意“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适时将西藏问题的解决提上日程。然而，虽然拥有强大的军事优势，对西藏问题，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并没有沿用“军事解决”的惯性思维，而是从西藏问题的特殊性出发，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逐步确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
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几乎在刚刚接触西藏问题时就考虑和确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然而，不久发生的“驱汉事件”使这一方针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动摇。“驱汉事件”中西藏地方当局所表现出来的嚣张及其背后外国势力的干涉，使毛泽东等领导人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开始考虑军事解决的方式。尽管如此，中央政府并非仅仅考虑以武力解决西藏问题，综合考虑国内外各方面因素，仍然把“政治解决”的选择放在首位，并最终决定以军事力量为后盾，采取和平谈判解决西藏问题。
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是从西藏实际出发，立足全局，着眼于历史的长远发展，充分考量国内外各种政治因素，因时、因地、因势而做出的，是实现西藏统一最为理想的方式。这一方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原则及以民族团结和民族平等为立足点的民族政策精神。为保证这一决策的成功实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从“西藏人民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是西藏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现实出发，洞察西藏上层担心失去其“政教特权”的心态，策略地形成了以“民主改革”的“暂时让步”换取“西藏主权”的“和平收回”的政策思路，使和平解放西藏的决策有了切实可行的政策依托。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西藏问题的解决立足于和，以和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然而自古以来，有文事必有武备，成功的和平行动必须有武力作后盾，有实力作基础。毛泽东是战略家、军事家，深谙“战”与“和”的辩证关系，认为争取西藏和平解放，与进军西藏并不矛盾，而是并行不悖的，所以明确指出：人民解放军一定要进入西藏，“首先希望不经战争进入西藏”。据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努力争取和谈的同时，积极部署进军。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是原则性与灵活性、坚持与让步的有机结合，是“文”与“武”、“战”与“和”的辩证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