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薄一波曾有这样的回忆，他的一位老战友曾不止一次告诫他：“毛主席讲的话，如果你觉得不对，千万不要讲，你回去想想，慢慢就会知道毛主席是正确的。长期以来，在我们的脑筋里，的确形成了一个思想框框：毛主席说对，就对；说错，就错，人人都以毛主席的是非为是非”。
本文摘自《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年03期 作者：张明军 原题为：关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党内个人崇拜若干问题的再思考
长期以来，关于党内个人崇拜的问题，政治学界和中共党史学界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一些共识性的理论观点。但笔者认为，对于某些观点有重新认识之必要，对此我们提出以下两个问题，就教于学术界同仁，以期深化对该问题的研究。
一、关于党内个人崇拜的起源问题
关于毛泽东个人崇拜的起源问题，国内学术界公认的看法是1958年的成都会议。其根据是毛泽东在会议上的一段讲话：“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种压力，中国党多数人是不同意的，还有一些人屈服于这种压力，要打倒个人崇拜。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崇拜，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我们党在历史上就是强调个人作用和集体领导相结合的。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得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毛泽东这段讲话的确反映了他对个人崇拜的认可和欣赏，但笔者认为，这只是体现了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思想转变问题，并不足以说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由此而生。如果通观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问题，肇始于民主革命的40年代。
1942年，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统一战线内部的冲突也愈益明显。为了争取抗战胜利之后的有利态势和主动地位，1943年蒋介石出版了《中国之命运》，公然宣扬“一个中国”(即中华民国)、“一个主义”(即三民主义)、“一个领袖”(即蒋介石)的封建独裁思想。在中国这样一个封建皇权思想依然对广大农民有着浓重影响的情况下，为争取民心，打退国民党在思想战线上的进攻，对抗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中国共产党有必要将对自己领袖和思想主张的宣传提到首要地位。1943年7月6日，刘少奇撰文指出，中共终于发现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中共的历史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中心”构成的。刘少奇的文章是一个信号，中共前任总书记博古随后称颂：“我们有党的领袖，中国革命的舵手——毛泽东同志，他的方向就是我们全党的方向，也是全国人民的方向”。高岗在1943年11月中央召开的工农“劳动英雄”大会上宣称：“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救星，是工农的灯塔，是劳苦大众的旗帜”。于是在1943年11月2日《解放日报》刊登的劳动英模和其他积极分子致毛泽东的致敬信中，开始出现了欢呼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救星”的词汇。由青年农民李有源创作的“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这首陕北民歌也开始流传大江南北。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两位在延安实地采访的美国记者T.H.怀特和A.雅格比曾这样写到：“在公众集会上，对毛的即席讲话，其他政治局委员(都是地位极高的人)也经常故作姿态地去作笔记，好像毛的讲话就是从中可以汲取知识的甘泉。还经常可以听到一些自惭形秽的颂扬之词，极其夸张，几乎令人作呕”。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对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问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40年代已经开始，但这种崇拜并没有形成遍及整个社会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它的客观效果具有两重性：
其一，这种崇拜揭开了神化毛泽东的序幕，对建国后毛泽东崇拜的重新滋生和盛行奠定了基础，具有消极的作用。
其二，这种过分的渲染，对于粉碎国民党蒋介石企图以“一个中国、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来取消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合法地位，实行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个人独裁的阴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凝聚根据地人民的思想战斗力和争取全国民众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向心力也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
令人欣慰的是，由于战争环境的硬性约束，在生存作为第一需要的情况下，毛泽东始终保持了清醒的认识。所以，毛泽东对这种个人崇拜，并无欣赏之意，并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禁止个人崇拜的思想，使民主革命时期所发生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现象没有盛行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