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期间，陈云同志参加了陕西省全体干部会议并发言，强调“只有民主，才能集中”。他说：“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人说话有时免不了说错，一点错话不说那是不可能的。在党内不怕有人说错话，就怕大家不说话。”
本文摘自《党的文献》2003年第3期 作者：朱佳木 原题为：陈云从延安时代开始一直倡导的四个主张：为纪念陈云诞辰98周年而作
今年6月13日是陈云同志诞辰98周年的日子。不久前，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五集电视文献纪录片《陈云在延安》，向人们介绍了陈云同志在延安时代的许多感人肺腑的事迹，在许多观众特别是老同志中引起了很大反响。
抗战八年，陈云同志都在延安，除最后一年主抓陕甘宁边区的财经工作外，其余七年都是担任中央组织部的部长。这七年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七年，是中央组织部走向正规化的七年，也是陈云同被过滤广告
志在政治上走向纯熟的七年。陈云同志曾对我说过：到延安之前，他的讲话没有多少辩证法，到延安后，他学习了哲学，讲话就有辩证法了。
陈云同志在主持中央组织部工作期间，还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是中央领导核心成员，因此，他的许多主张不仅对组织工作部门，而且对全党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我感到其中有四个主张，他即使后来不负责组织工作了，仍然不断地讲，可以说一直讲到老，讲到死，讲了一辈子。这些主张有的在这部电视片中有所反映，有的则限于篇幅反映不多。重温他的这些主张，或许是对他98周年诞辰最好的纪念了。
第一，主张重视、尊重和爱护知识分子。
我们党在十年内战时期，主要成份是农民和少量工人。抗战爆发后，形势和人心大变，大量国统区的知识分子，主要是革命青年，也有大学教授、工程师，不远千里奔向延安。在延安的抗大、陕公、鲁艺、党校有上万学生，抗大在武汉登报申明不再招生，大家仍旧络绎不绝地来。有人认为国统区来的人比较复杂，主张拒之门外，甚至指责组织部审查不严。陈云同志则认为，来的人虽然复杂，但“要干大事情，就免不了要遇到复杂情况。将来领导全国的时候，情况会更加复杂。只有几个人，不要发展，才简单，但是革命一定不会成功。”“干革命如果怕复杂，便会愈弄愈复杂，不怕复杂，革命就好办。”[1]针对“知识分子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观点，他指出：“知识分子有的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有的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在中国，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是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的。”[2]
陈云同志在提出广招天下士的同时，还特别强调了大批接收、大胆使用知识分子的紧迫性，提出“要抢夺知识分子”的口号。他说：“现在各方面都在抢知识分子，国民党在抢，我们也要抢，抢得慢就没有了。日本帝国主义也在收买中国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如果把广大知识分子都争取到我们这里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那么，我们虽不能说天下完全是我们的，但是至少也有三分之一是我们的了。”[3]
抢夺知识分子一方面要积极吸收达到党员条件的知识分子加入党组织，另一方面要正确对待党外的知识分子。陈云同志为此专门讲过一篇话，叫做《尊重和团结非党干部是党的重要政策》。他说：“要注意用人之才，不能只考虑是否党员或党龄之长短。按才能排位置，不按党票排位置。”[4]还说：“礼贤下士、尊敬贤能是共产党员应有的风度。”[5]
解放战争时期，陈云同志在主持东北解放区的财经工作期间，就如何处理新接收企业中的职员问题，批评了只重视工人而轻视职员的“左”的错误，指出：职员、技术员、技师、工程师、专家都是管理庞大复杂的近代企业中必不可少的重要人员，“必须使体力劳动的工人与脑力劳动的职员合作”。[6]
建国后，陈云同志主持全国的财经工作。他一如既往，一方面把建立和扩大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作为“一五”计划中的重要任务；一方面主张充分信任和大胆使用旧社会培养的知识分子。指出：“这些人是我们的‘国宝’，是实现国家工业化不可缺少的力量”。[7]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时，有人认为资本家是包袱，他针对这种思想说：“资本家有本领，应该说是财富。在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中，民族资产阶级是文化程度高，知识分子多的一个阶级。”[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