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在发言提纲的手稿上还写了这样一些内容：“和‘余粮收集制’的不同”；“所谓‘保护农民’的错误思想，应加分析和批判”；“大员下去”；“城市节约问题（苏联曾在大城市每人每天只配5两），我国应为老秤10两新秤12两”；“一切必要配售的地方均应配售”；“过渡时期社会主义体系构成的两个重要分支部门：私人资本——国家资本主义；小私有制农民的征收、征购。主体——国营工业：一翼——国家资本主义；又一翼——农村的互助合作和粮食征购制”；“价格应从长远计算，不要城乡同时紧张”。这里提出的“过渡时期社会主义体系构成的两个分支部门”，把粮食征购和互助合作合称为改造个体农业的一翼，反映了毛主席当时对我国私有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所作的理论思考。
这次政治局会议还通过了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的通知。通知指出：“从根本上找出办法来解决粮食问题，是全党刻不容缓的任务。”通知还规定华东局谭震林同志，中南局李先念同志，华北局刘澜涛、刘秀峰同志，西南局李井泉同志，西北局马明方同志必须参加会议。
10月10日，全国粮食会议（对外名称未用“紧急”二字）召开，陈云同志作报告，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邓小平同志讲话。
陈云同志在报告中，详细分析了粮食购销形势，对八种方案的可行性逐个作了说明，然后指出：现在只能实行农村征购、城市配售之一法，其他的办法都不可行。陈云同志说：如果大家都同意这样做的话，就要认真考虑一下会有什么毛病，会出什么乱子。全国有26万个乡，100万个自然村，如果10个自然村中有1个出毛病，那就是10万个自然村。逼死人或者打扁担以至暴动的事都可能发生。农民的粮食不能自由支配了，虽然我们出钱，但他们不能待价而沽，很可能会影响生产情绪。“我这个人不属于‘激烈派’，总是希望抵抗少一点。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陈云文选》第2卷，第208页）两害相权取其轻。选择农村征购、城市配售办法，危险性可能小一点。
小平同志在讲话中着重论述了粮食统购统销对巩固工农联盟，对国家有计划经济建设的关系。
经过讨论，大家同意中央的决策。
10月13日，陈云同志作会议总结，传达了毛主席的一些新的意见：农村的征购面，今年控制在50%左右，而重点又是这50%中的50%，即占农村总户数25%左右的余粮较多的户；“征购”、“配售”的名词可否改一下？因为日本人搞过这个事情，这两个名词很吓人；征购要照顾农民的需要，不要把余粮都收走，还要留点给他；今冬明春农村工作仍然以生产为中心，粮食征购在春节前基本办完；要特别注意做好落后乡的工作。关于名称问题，陈云同志说，粮食部长章乃器先生主张将“配售”改为“计划供应”，我们何不再将“征购”改为“计划收购”，简单地说，新的粮食政策合起来就叫“统购统销”。
这一天，小平同志受毛主席委托，也再次到会讲话，中心是讲粮食问题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关系。他说：从今年3月以来，毛主席主要是做了一件事，即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昨天晚上，毛主席交待，要我再跟大家讲一次，让同志们弄清楚一个道理，就是讲粮食征购一定要联系过渡时期总路线去讲。李井泉同志告诉我，四川试点，农村干部对征购抵触情绪很大，这些有抵触情绪的干部，主要还不是基层干部，而是县、区两级干部（后来查明，省部级干部中也有）。你讲征购不联系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无法使全党同志赞成这个东西。
党的决策工作，是一门很大的学问。今天我们仍不能说对这门学问已学习和掌握得很好了。但是，我觉得当年党中央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制定，却为我们立足实际，正确地进行决策提供了一个范例。无论在决策的程序，还是在决策的方法上，都留下了一些可贵的经验与启示。这在陈云同志的报告、小平同志的讲话和毛主席的发言中都有体现。从决策程序上说，党中央和毛主席首先责成主管部门中财委全面考察情况，提出解决粮食供销问题的方案、办法，然后召开有关会议集体讨论，并多方征求党内外的意见，充分发扬民主，坚持实事求是，确实是慎之又慎的。从决策方法上说，不仅提出了八种方案和办法，而且逐一条分缕析，反复论证，反复比较，论证可行性，比较得与失，最后确定统购统销为可行政策之后，还要陈述利弊，指明利是什么，弊在哪里，让大家思想上早做准备。确实是既唯物又辩证。这种民主的决策程序和科学的决策方法，我以为至今仍值得我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各项决策工作中，认真加以效法和发扬的。在决策的实践中，事事要求万全之策、万无一失，自然是不现实和难以办到的；但是，只要循此程序和方法去做，减少失当之处，防止和避免大的失误，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