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委书记处讨论到巴金时，柯庆施提出要把巴金打成右派，说他不仅是老牌无政府主义者，而且他在《解放日报》写的杂文(按：指《有啥吃啥》)有发泄对党对社会主义不满的情绪，陈丕显表示可打可不打，石西民则坚决不同意把巴金打成右派，说巴金在广大青年中影响很大，抗美援朝表现很好，不应该把他划进去，柯后来才作罢。柯庆施这时表现出来的是，凡是毛泽东讲的，提倡的，他在思想上一拍即合，赤着脚也要紧跟。
“大跃进”的号角一吹晌，柯庆施“左”的思想也膨胀起来。上海本有大中小钢铁厂，其产量在全国占有不小的比重。柯为响应毛泽东全民大炼钢铁的号召，在市区也要搞小高炉炼钢。那时我在《解放》杂志，是市委机关党委的一个支部。柯庆施要市委机关干部起模范带头作用，在机关大楼北面的空地上，修建一座小土高炉，机关干部每天分三班劳动。没有铁如何炼钢？柯说城里到处有铁门，不是现成的铁料吗？每户人家废铜烂铁也不少呀，于是大家纷纷把铁锅上交，铁门、铁窗也强行拆下来炼钢，出现了高楼大厦旁冒黑烟，小弄堂炼废钢的怪现象。
这期间，毛泽东到上海钢厂和机械厂视察，提出“赶美超英”的口号。柯庆施也紧跟着到工厂作动员。由于上海是工业大城市，西方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后，许多原材料进口不了，发展生产遭到严重困难。在毛泽东发愤图强、自力更生、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号召下，广大职工发挥了极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通过大协作，自力更生地造出万吨水压机，用小的动力机加工制造出百吨、几百吨大型机械设备，工人说这是“蚂蚁啃骨头”、“猴子骑大象”的加工方法，的确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
毛泽东参观后，大为欣赏，马上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全民性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不讲条件，用政治挂帅代替实际需要，把广大工人的积极性引向歧途，造成大刮浮夸风，厂厂、人人大搞车子化、超声波化，劳民伤财，搞了大大小小许多设备，在生产上派不了用场。这样做的后果，把科学技术简单化了，把人的主观能动性无限制夸大了，正确的东西反而变成谬误。柯庆施是安徽歙县人，读过简易师范，又在北京和东北一些大城市做过地下工作，有一些见识，但对于搞工业、办经济却不在行。在“大跃进”那个年代，他以为政治挂帅可以代替一切，推动一切，用搞运动的办法来指挥生产，造成许多不应有的损失。这种“左”的做法是有害的，但在中央领导人的错误思想和路线指导下，也不能都归咎于地方领导人。
搞一言堂使党内生活很不正常
由于柯庆施是市委第一书记，在当时党政体制下，第一书记有最后决定权，往往一锤定音，一个人说了算，造成党内生活很不正常。在市委里有两名中央委员，一是柯，一是中央候补委员陈丕显。柯为了显示“第一书记”的重要性，经常以批评别人来突出自己的正确。陈丕显分工抓农业和基本建设，在上海建设卫星城镇的规划中，闵行区是大工业区，有制造电站成套设备的大厂，货运繁忙，在上海与闵行之间需要建造一条一级公路，占用了一些农田，这本来是必需的，无可非议的。
不料，柯在视察后大发雷霆，借此大做文章，批评说，你们要不要吃饭了，占用了农田，天上会掉下粮食吗？马路造得如此之宽，是典型的大少爷作风。他在市委会上反复批评，还召开全市干部大会，要市委一位副秘书长代表作公开检讨，实际上是整陈丕显。现在看来，随着经济的发展，这条公路造得很好，不是造宽了，而是造窄了。
在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按：即七千人大会)，为了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参加会议的各省市代表团，在讨论刘少奇报告时，都相继开会，由主要领导人带头检讨，可柯庆施知道毛泽东不满意刘少奇的报告，他迟迟不表态，也不肯检讨。陈丕显只好写了一个检讨稿，送给柯看。这份检讨是陈在会议期间要我起草的。
讨论时，柯看到讲话稿中有一句话“我发扬民主不够”，十分恼火，故意当着陈丕显的面，狠狠地批评我：“你们这样写是什么意思，你们是要发扬无产阶级民主还是什么民主？”可能在陈丕显的心中，有借这句话揭柯的疮疤的意思，但这样讲是符合实际的。柯为这一句话，指桑骂槐，训了我们半个多小时，真是霸气十足。其实这个所谓的检讨，什么也未检讨出来，连“发扬民主不够”这句话也成了犯忌的话了。
有一次，我为柯庆施起草一篇机械工业部在上海召开全国现场会上的讲话，会议是毛泽东亲自指示要开的，并指定柯在会上代表中央讲话。讲话稿我改了几遍，柯认为满意，可是，在最后一次讨论稿子时，他突然发火了，而且火气很旺，说：“马达，你看过主席批示的电报吗？你知道开这个会是谁讲话吗？你说，你说……”我顿时感到莫名其妙，也不知所措，他一口气批了二十来分钟，我坐立不安，浑身冒汗，等我冷静下来，把讲话稿拿过来再看一看，哦，我明白了，原来讲话稿开头，只写了他是市委第一书记，未写政治局委员，因为柯是代表中共中央讲话的，由于多次修改造成的疏忽，改正一下就是了。这时我又不禁感到好笑，好整人的人，太看重自己了，这也是身不由己，为名所累啊。
这里我要插一段故事。柯庆施在党员干部大会上，多次声色俱厉地批评有些干部跳舞。当时一些机关每个周末组织一次跳交谊舞的晚会，是休闲娱乐性质。柯在大会上批评说，有些干部做工作没有心思，热衷于跳舞，是革命意志衰退的表现，他指示市委机关今后不准跳舞。许多干部不以为然，但也无可奈何，我的确没有看到过柯在市委机关跳舞。
可是，一次毛泽东来上海，准备住两三天，柯连声关照市委办公厅要组织舞会。文化俱乐部(现为花园饭店)有较好的舞池，由办公厅通知，派汽车把戏剧学校、歌剧院、芭蕾舞学校等文艺单位的女同志，接来做舞伴。我去看了，毛泽东跳舞如同散步，那些女同志一个个投入他的怀抱。而令我惊讶的是，柯庆施居然违反自己订下的禁令，也走进舞池扭起来了。
在市委机关，有一位副书记和一位副部长喜欢历朝字画，常到文物商店去看看并选购一点，这件事被柯庆施知道了，在市委常委会上，他多次进行批评，说有的领导同志不去基层调查研究，却去淘古董，你们要风流，这是玩物丧志呀。对于这种任意上纲的批评，到会的人听了无不惊讶。柯庆施对报纸抓得很紧，他是认真贯彻毛泽东“第一书记要亲自抓报纸”指示的。不过，他所谓的抓，主要是批评，而且习惯于上纲上线的批评。
那时《解放日报》的正副总编辑听到柯庆施要找他们谈话，都十分紧张，无事不敢走进他的办公室和家门，柯反而责怪他们：我家门口有棍子吗？你们为什么怕到我这里来？当时中东战争正在进行，《解放日报》国际版一条新闻的标题标得客观了一些，这本不是一件什么大事，今后注意就是了。由于当时毛泽东在一次会上讲了国际形势问题，柯马上拿这个例子来批评，说这是你们站在哪一边的立场问题，是有没有阶级斗争观念问题。又有一次，《文汇报》学术版发表了著名经济学家沈志远的文章，说社会主义只有实行按劳分配政策，才能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但分配不当也会造成社会不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