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当时李维汉提出：“我们的民主革命是要反帝反封建。反对帝国主义做得比较彻底，而反封建却只做了一半……封建主义，包括它的思想体系、风俗习惯，在我们国家、我们党里，反映相当严重。过去由于老是打仗，来不及清算，把它带到了社会主义时代。”
本文来源：《北京日报》2011年8月15日第19版，作者：散木 系浙江大学教授，原题：《党史上勇于修正错误坚持真理的革命领导人》
共产党人应树立正确的“错误观”。勇于修正错误、坚持真理，是正确的“错误观”的重要内容。在这方面，我党历史上很多革命领导人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错误观”，即对错误的认识和看法。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一些曾经犯过错误的领导人，特别是一些犯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如瞿秋白、李立三、张闻天（洛甫）、李维汉（罗迈）等，一旦他们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之后，经过痛苦的思想认识，在后来的革命历程中随时勇于修正错误，并且敢于坚持真理，他们身上表现出的正确的“错误观”，值得今人思考。
从挫折和代价中认识到“实事求是”的难能可贵
党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左”倾错误，尽管背景和形式不同，危害亦有大有小，但都发生于一个宏大的历史舞台之上。换言之，是马克思主义东渡，特殊的中国国情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不可能一帆风顺，而任何一种能够形成“左”倾错误的原因，都应该从这个客观的历史背景以及特殊的中国革命的舞台上去寻找，而不能简单粗率地归咎于个人。这里特别重要的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上述那些曾经犯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就是从挫折和代价中认识到“实事求是”的难能可贵，并且进而坚持之的。
近代中国积贫积弱，许多仁人志士在寻找救国真理的过程中，有的出国领略了异邦——“外面的世界”的“精彩”，这种中外的巨大反差使他们自然迸发出一种激进的革命激情，如瞿秋白对于新生俄国“饿乡”的憧憬，李立三等对苏俄“新世界”的企盼，等等。这种兴奋的激情，加之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国情的有限认识、粗率理解，在那个涌动着青春和朝气的时代，不免要受到为之颠踬的代价。
瞿秋白主张过不合实际的“一次革命论”，当然，他的思想来源是共产国际代表的“不间断革命论”，这位具有诗人和作家气质的领导人，在大革命失败后的惨烈氛围中，简单把中国革命等同于“十月革命”式的“围城”，从而导致革命的损失。但此后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尽管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处分和对待，仍然忠诚于革命事业，并对新的“左”倾错误保持了必要的警惕，且将之与自己的错误相联系，着重从思想上予以重视，这就是他曾说过的：“‘立三路线’不过是我‘六大’以前错误观点的发扬光大，‘立三路线’也可以叫‘秋白路线’。”最后，他因为被又一次的党内“左”倾错误所排斥，未能随队参加长征，进而英勇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
李立三较之瞿秋白有更多和更大的深刻教训和反省。他曾是中国革命中工人运动和武装暴动的一位主将，他的“左”倾错误是急躁的“盲动主义”，那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之初的一个败笔。为此，他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被当作了反面教员，但纵观其一生，可谓功大于过，尤其是他勇于解剖自己错误的态度，堪称后人的典范。
一如瞿秋白，李立三被免职之后被派往苏联受审和学习。在苏联长达十数年的时间里，他遭受到各种批斗和打击，他对自己的错误也负疚不已，难得的是他坚持党性。1946年，李立三回到国内，并按组织的要求化名工作，当时有些单位请他去讲党史，他坦诚地讲述“立三路线”的错误，并分析其形成的原因和领导人的责任。期间，有人提问：“您怎么会知道犯错误的人心里想什么？”他回答说：“我就是李立三呀。”一时全场肃然，接着是雷鸣般的掌声。
新中国成立在即，李立三被安排领导工会工作（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兼党组书记），他以满腔的热情投身于这一自己曾经稔熟的工作（此前他领导工人运动，参与安源罢工等），在他主持下，《“全总”章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劳动保险条例》等一一出台。他还形成了自己的工人运动思想理论，从实事求是出发，认为社会主义公营企业仍存在有公私矛盾，这是工会存在的客观基础，而工会在兼顾公私的同时，更要侧重保护工人群众的利益。他还明确区分了党、政、工的关系，提出“把工会办成真正的工人群众组织”的思想。然而，他的这种正确意见和主张却受到了批判，最后竟被免职，“文革”中更因此遭受到迫害而殉难。李立三此前因“左”倾错误被免职处分，此后却因坚持真理而被免职处分，历史在这里显示出它的沉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