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于修正错误和坚持真理的革命家，堪称典范的是张闻天
张闻天曾被称为是党内“左”倾领导中起来反对“左”倾错误的第一人。当年，是他率先在某些局部问题上否定了共产国际、斯大林以及临时中央的“左”倾策略方针。如1932年10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张闻天在报告中提出：“革命危机在全国增长中，左倾是容易发生的。”在临时中央时期，以他为代表，在文艺、宣传等领域已经逐渐开始对“左”倾错误有所认识，开始承认中间力量的存在和其作用，开始在某些局部问题上质疑并否定共产国际、斯大林及临时中央侧重于打击中间力量的策略；在中央苏区，张闻天还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的方针政策方面，在关于统一战线、关于粉碎敌人军事“围剿”的战略和策略，以及对于“福建事变”和十九路军的策略方针等等问题上已与当时的“左”倾中央主要领导发生了尖锐的分歧和争论，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步与毛泽东因认识一致而走到了一起。此后在长征途中，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组成反对李德、博古错误领导的“三人团”，这“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物质基础”。
张闻天还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深刻地检讨自己的错误，成为全党自觉开展自我批评的榜样。期间，他现身说法，指出：“任何共产党员，即使他过去既接触实际，又联系群众，只要他一旦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他就会硬化起来，走进老布尔什维克的博物馆，做历史的陈列品”。经过整风，他自觉地从事调查研究，深入基层，又以“让贤”的姿态使党的领导实现了平稳过渡。
此后的张闻天并没有退隐，由于自己曾经有过“左”倾错误，并且对之有过沉痛和深刻的反省，因而对于相似的错误，他有着敏感的觉察，并且意识到其严重性。虽然自己已经不在党的领导核心之内，但他从党的事业和人民的福祉出发，敢于坚持真理。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张闻天发言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倾错误，并且深入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原因，探讨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和重要理论问题。张闻天在发言中所表现出来的科学理性精神和无私无畏的革命气概，为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树立了一个榜样。遗憾的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它未能产生相应的作用和影响，反而使张闻天蒙受了不公正的对待。
这段铩羽的经历，依然不能阻止张闻天坚持真理的决心。在“文革”的“流放”途中，张闻天又写下了著名的“肇庆文稿”，仍是以批判“左”倾错误为核心的，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丰碑。张闻天的经历，典型反映了党内那些勇于修正错误和坚持真理的领导人的风范。
勇于修正错误和坚持真理，贵在能够认识到错误的来源
勇于修正错误和坚持真理，贵在能够认识到错误的来源，以及意识到防止错误再度发生的有效方法。所谓坚持真理，这里体现为体制安排的设想，即健全制度、倡导法治、推行民主。晚年的李维汉对此颇有心得。
李维汉年轻时曾是毛泽东和蔡和森等的挚友，后赴法国留学，参与中国共产党欧洲支部的筹建，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27年“八七”会议之后，他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成为“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之一。晚年李维汉对此深有体会，他揭示了党史上“左”倾的起源，之所以会发生种种的“过火行为”，主要是思想路线上“误读”马克思主义以及盲目照搬苏联经验，以及“唯我独左”、放任群众的心态，以至于在农村暴动中实施所谓“杀尽土豪劣绅”的“烧杀政策”，并将之引入城市，对自己也造成了极大的损失，特别是盛行的“唯成份论”把“一般手工业者、商人、学生、店员及城市贫民”统统视为所谓“小资产阶级”，将之驱赶到革命阵营之外，对知识分子更是严重不信任，以后这种纠结的心态不仅没有随着革命形势的好转而消失，反而逐渐弥漫开来，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晚年李维汉还撰写了《回忆与研究》一书，总结了党史和共和国历史上的许多经验和教训。在他看来，错误的发生和严重化，不能局限于领导人个人的原因，这里体制的健全尤为重要。1980年，邓小平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的讲话，对于这一极其重要的讲话，当时胡乔木曾做说明，他说：“个人权力过分集中这个问题，与党内存在封建残余的影响有关。这个问题在党内长期没有解决过，陈独秀时期没有解决，毛泽东同志时期也没有解决，以致造成严重的后果，现在需要解决了。这个问题是李维汉同志提出的。李维汉同志同小平同志谈话提出这个问题，他非常赞成，觉得是很重要的问题。”当时李维汉提出：“我们的民主革命是要反帝反封建。反对帝国主义做得比较彻底，而反封建却只做了一半……封建主义，包括它的思想体系、风俗习惯，在我们国家、我们党里，反映相当严重。过去由于老是打仗，来不及清算，把它带到了社会主义时代。”
由于历史的局限，以及认识上的偏差，没有引起注意的“封建残余”的问题未能得到彻底的清算，于是不免发生了“复活”的现象。李维汉以为，“应该补上这一课”。而所谓“封建残余”不外是家长制、一言堂、任人唯亲、个人崇拜等，如“搞家长制，对人家的一点不同意见都不能容忍”，最后就不免发展成悲剧。李维汉这么说，自己也不断反省，当年他在延安中央研究院主持整风，曾经错误批判了王实味，到他晚年，在他的坚持下，终于为王实味实现了平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