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其时，斯大林在世，“颠覆”任务当经斯大林批准，而且要有秘密联系途径。黄克诚未去过苏联。总之，“1953年莫斯科支持高、饶、彭、黄搞一次颠覆活动”被认定的“根据”，至今也未看到有能够使人信服的任何事实。
本文摘自：《文汇读书周报》2011年07月15日15版，作者：彭德怀传记组，原题：《彭德怀＂里通外国＂罪名的缘由》
庐山会议及党史文献证明，毛泽东对彭德怀有两次大误解，终身未得消释。一次是1935年5月，会理会议上认定彭德怀搞非组织活动。庐山会议上，林彪当面申明他在会理会议前写的信，与彭德怀无关。毛泽东立即说：“是呀！你就不去下面活动！”但仍认定彭德怀同张闻天私下有幕后活动。另一次就是在庐山会议上认定彭德怀的“猖狂进攻”是“从国际取了点经”。本文摘自《彭德怀全传》。
“里通外国”的由来毛泽东在庐山中共八届八中全会8月11日大会上讲：“现在是一个太平世界，形势很好。否则我们为什么在庐山开神仙会？哪个紧张是你们紧张，我们并不紧张，有什么紧张？开会前，我十天走了四个省（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天下太平，四方无事，情况很好，这四个省可以代表全国。”又归结说：“国内国际形势。据我看非常之好。”
庐山会议“神仙会”初期，曾印发了民主党派领导人士、“右派”人物对国内经济形势的反映，江西省委党校八十多位县委一级干部对“大跃进”的看法，还有彭德怀提供的广州军区第42军政治部报告“少数营团干部对经济生活降低有抵触情绪”材料等。毛泽东认为这些仍不过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他在7月10日召集会议小组长讲话，批评党外“右派”否定一切，批评党内有些干部认为“得不偿失”，并准备于15日结束会议。
彭德怀7月14日的信，使毛泽东思想发生剧变。在他看来，党外“右派言论”和党内部分县团级干部的反映，本不屑一顾。但中央政治局内的彭德怀竟同这些人相呼应来“夹攻”，那就非同等闲，必须针锋相对予以回击。正如后来在八届八中全会决议中所写：“来自党内特别是来自党中央内部的进攻，显然比来自党外的进攻更为危险。”
彭德怀在写信之前，7月7日小组会上发言：“人民公社我认为办早了一些，高级社的优越性刚发挥，还没有充分发挥就公社化，而且还没有经过试验，如果试验上一年半年再搞那就好了。”
11天之后，7月18日，赫鲁晓夫在波兰波兹南省，出席一个生产合作社的群众大会时发表演说中提及：“可以理解，把个体经济改造为集体经济，这是个复杂的过程，我们在这条路上曾碰到不少困难。在国内战争一结束之后，我们当时开始建立的不是劳动组合，而是公社。曾有人下了大致是这样的论断：既然我们为共产主义奋斗，那就让我们来建立公社。（在俄文词汇中“公社”同“共产主义”的词根相同，只是在词尾上有区别。———编者注）看来，当时许多人还不太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和如何建设共产主义。公社建立了，虽然当时既不具备物质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我是指农民群众的觉悟。结果是大家都想生活得好，而在公共事业上又想少花劳动。正所谓‘尽可能干，按需要拿’。许多这样的公社都没有什么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