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各地、各单位举行了各种悼念活动。9月18日，首都各界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最隆重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在大会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忧心忡忡地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将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他想维持安定、团结，但是冰火不同炉，善良的意愿难以违背事物发展的规律，几乎所有人都已经意识到，正义与邪恶的总决战已经不可避免！
“四人帮”知道，一旦失去毛泽东的庇护，他们是个什么处境。张春桥曾对其女儿哀叹：“毛主席百年之后，那就跟他们斗吧！斗得过就斗，斗不过就千刀万剐。”所以在毛泽东病重之时，“四人帮”便做了两手准备，一方面加紧批判所谓的党政军内“新老走资派”，扬言揪出“走资派”的层层代理人，铲除政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一方面大肆制造舆论，宣扬“暴力解决问题”。
江青唯恐人们不明白她们的导向性舆论准备，直截了当地点拨，“在氏族社会，是女的当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将来管理国家的还是女同志。”“女人也能当皇帝，到了共产主义也有女皇。”9月8日，在毛泽东弥留之际，江青又窜到新华印刷厂大讲“文官夺权”。
于是在“四人帮”的布置下，清华、北大、新华社等单位有人给中央写来“效忠信”和“劝进信”，公然提出要江青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
于是江青在天津特制了“登基”用的礼服；王洪文拍摄“标准像”，准备上台后在全国悬挂。
然而，天不从人愿，毛泽东没有把大权交给她们。不死心的“四人帮”在毛泽东追悼会召开前，炮制《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的社论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伪造了“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泽东“临终遗嘱”，企图自封为毛泽东指定的“正统”接班人。毛泽东追悼会后的第二天，“四人帮”要求召开中央紧急常委会，江青在会上足足闹了四五个小时，蛮横地要求把毛泽东的文件书籍交给她和毛远新保存，其目的是想源源不断抛出毛泽东的“既定方针”来压制、轰击反对派。
面对“四人帮”的抢班夺权，老一辈革命家们和全国人民都严密注视，针锋相对。那段日子，我在江西工厂劳动。在江西，黄知真一直与“四人帮”死党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江西的造反派把黄知真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他们向“四人帮”状告黄知真“不批邓、不转弯、不纠正错误，反而想方设法转移批邓斗争的大方向”。当时，江渭清因病住进军区医院，白栋材因眼病在广东治疗、休养，只有黄知真首当其冲，承受压力，顽强地坚守在省委领导工作的第一线。那段时期，母亲经常给我打电话，把北京的消息告诉我，并关心我在江西的情况，使我知道了父亲他们也在为国担忧。叶飞伯伯因为当了交通部长，还可以看到很多重要文件，他把这些文件送给各家的老同志看，特别是像我父亲和宋任穷这样还没有工作的老同志。老同志们就经常用各种方法与黄知真等老战友保持联系，通报情况，出谋划策。
“四人帮”感受到老革命家们和广大人民大众的无畏抗争，心虚了，大限在即，不惜垂死挣扎。中央发出毛泽东病重的通知后，王洪文在上海多次召开会议，提出“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要准备上山打游击”、“打巷战”，并亲自视察民兵装备，带领民兵训练。8月，王洪文向上海基层民兵组织发放了7万多支枪、300门60迫击炮和1000多万发弹药，拉起了所谓的“第二武装”。9月21日，张春桥在北京听取了上海突击发枪的情况汇报，交待“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9月28日，张春桥送口信给上海同党：“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姚文元叫嚣：“文化大革命是暴力，天安门广场（事件）是暴力，将来斗争还是暴力解决问题”，声称要用民兵武装“同党内资产阶级进行斗争”。
10月3日，王洪文到京郊平谷县讲话，恶毒地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
当日，“四人帮”阴谋策划，准备随时指挥坦克开进北京城。王洪文为掌握全国动态，还擅自在中南海另设值班室，盗用中央办公厅名义通知各地，凡有重大问题要及时向他们请示、报告。
“四人帮”剑拔弩张，正义的人们也做好了最后的准备。由于我与黄知真叔叔关系非同一般，我跟江西省委的关系也很密切，很早就知道毛泽东身体不大好，毛泽东不再接见外宾等中央文件精神，也知道“四人帮”已下准备暴动的密令。黄知真对我说：“如果‘四人帮’上台，许多人会被抓去坐牢，会被杀头。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准备再次发动群众，再次上山打游击闹革命。”他密切关注着江西“四人帮”死党们的动向，作了应急准备，甚至还跑到井冈山查看线路和地形。在得知毛泽东不再接见外宾后，黄知真果断下令，让掌握着全省武装警察指挥权的江西省公安厅厅长周克用以拉练为掩护，命令全省武装警察向南昌靠拢。这样，如果一旦形势发展需要，就可以在一个晚上，把在江西紧跟“四人帮”的那些人一网打尽。在我工作的南昌汽车附件厂，我也把厂武装部和保卫科的枪支都准备好了。这些枪都经过细心的擦洗和保养，还到野外试射过。
自1975年以来，随着国家前途命运面临严峻考验，那些老一辈革命家不管在野在朝，都自觉地把国家的生死存亡责任肩负起来。王于畊阿姨有一次对我说：“如果我们国家出现打内战的情况，我们家跟定叶帅了。”
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当时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也是准备在国家出现大动荡时上山打游击。当时罗瑞卿正在福州养病，皮定钧找到罗瑞卿说：“罗总长，到时候你就给我们出主意，我们背你上山，一定保护好你。”
我父亲1977年调湖北任第一书记时，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跟他回忆说，他们当时也做好了跟“四人帮”拼死斗争的准备。杨得志还说，不仅是我们这一辈人，就连小一辈，像张体学的小儿子等，都准备跟“四人帮”作斗争。这些小一辈还说：“杨司令要做准备，如果‘四人帮’篡取国家最高领导权，我们请杨司令起兵。如果你不起兵，我们也会逼你杨司令起兵。”
就在1976年10月初，“四人帮”余孽们在社会上散布10月8、9、10日将有“特大喜讯”的传言，这是他们要起事的讯号。地声隆隆，一场政治大地震临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