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聂元梓、谭厚兰、王大宾、韩爱晶、蒯大富 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 作者：佚名 原题为：文革时五大学生“领袖”今安在
他们在“文革”期间曾叱咤风云，独领风骚，是不可一世的学生“领袖”。他们的名字，对于从那个年代走过的人来说，也是耳熟能详。
当他们为过去的行为付出了惨痛代价后，如今，又身在何处？
乱世狂女聂元梓
聂元梓因为一张大字报，成为“文革”风云人物。她先是当上北大校“文革”主任，继而在1966年8月18日上午毛主席接见百万红卫兵和群众时，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受到毛主席的接见。
聂元梓和军师们策划抢了三个“头功”。第一是“揪叛徒”。在聂元梓的授意下，他们写报告给康生，诬陷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为叛徒。这些老同志相继被捕入狱。其中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同志被折磨致死。第二是诬陷朱德委员长。聂元梓召集手下干将，炮制了《历史的伪造者、反党野心家——再评〈朱德将军传〉》等三篇反动文章，刊登在《新北大报》上，在国内外造成恶劣影响。第三是贴出全国第一张公开炮打邓小平总书记的大字报，诬陷邓小平同志是“全国第二号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其同时，聂还加紧了对邓小平子女的迫害。邓朴方被剥夺了人身自由和申辩的权利，开除党籍，刑讯逼供。邓朴方采取了当时惟一可行的方式来表示他的愤慨和不平。他从楼上纵身一跳……
1969年11月，当选为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不久的聂元梓被发配到江西省鲤鱼洲北大分校农场劳动。她往北京写信，第二年夏天得以回京治病。1971年初，聂元梓被隔离审查，限制行动自由。1973年她被安排到北京新华印刷厂参加劳动，吃住在厂。1975年转到北大仪器厂劳动。1978年4月19日，锒铛入狱。
聂元梓的个人生活很不幸，1959年，38岁时同第一个丈夫离异，主要是迫于政治上的压力，1966年同第二个丈夫结合，又是淡而无味的婚姻。“文革”时，她违心地领着红卫兵去抄丈夫的家。抄家后，丈夫前妻的儿子找到北大来论理，她还躲着不敢见，并暗地里指使红卫兵：“他们不是好人，轰出去。”从此，她和第二个丈夫脱离了关系。聂元梓在73岁那年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地派“女杰”谭厚兰
谭厚兰曾是北京的大学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
大学的造反派曾分为“天派”、“地派”，谭厚兰与王大宾结成“地派”。一天，康生把谭厚兰找去，让她去山东曲阜孔庙造反。谭厚兰带领井冈山的200余人，在曲阜召开了捣毁孔庙的万人大会。从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他们共毁坏文物6000余件，烧毁古书2700余册，各种字画900多轴，历代石碑1000余座，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的国宝70余件，珍版书籍1000多册，这场浩劫是全国“破四旧”运动中损失最为惨重的。
1968年7月28日凌晨，谭厚兰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严厉批评了他们光搞武斗，不搞斗、批、改。次日，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师大，谭厚兰被抛在一边。1968年10月，她作为大学生，被分配到北京军区某部农场劳动。1970年6月，清查“5？16分子”运动开始，谭厚兰被调回北师大隔离审查，交代问题，从此失去了自由。1978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了谭厚兰。在监狱中，她痛心自悔，用自己的揭发交代，证实了自己的痛切之言。1982年6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做出了对谭厚兰免于起诉的决定。1981年，谭厚兰检查出患有宫颈癌，被保外就医。9月，又允许她回老家湘潭治病。1982年11月，谭厚兰静静地在痛悔中走完了人生的最后路程。这年，她才45岁，没有结婚。
几度风雨王大宾
1966年大学毕业前夕，王大宾狂热地投入到那场席卷全国的“造反运动”中，拉起一支庞大的队伍，并很快被中央文革小组相中，成为当时的“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地派头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