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认为郭沫若是一个适当的人选，向党中央提出建议，并由中共中央在1938年夏作出党内决定，确认郭沫若为鲁迅的继承者，为中国革命文化界的领袖。郭沫若通过第三厅、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领导工作和他的戏剧创作、史学研究，在事实上也确立起了文化界的领袖地位。
1939年7月，郭沫若的父亲郭朝沛先生病逝。周恩来送的挽联：功在社稷，名满寰区，当代文人称哲嗣；我游外邦，公归上界，遥瞻祖国吊英灵。这副挽联，既表达了对郭朝沛先生的沉痛悼念，又对郭沫若作了高度的评价，周恩来盛赞郭朝沛之子郭沫若“功在社稷，名满寰区”。
1941年1月7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周恩来义愤填膺，题诗一首：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郭沫若多次向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同志们朗诵这首诗，往往声泪俱下。他挥毫作《闻新四军事件书愤二首》：危局纵教如累卵，还须群力共撑支。王尊且勉叱驱志，郭太难忘党锢悲。风雨今宵添热泪，山川何日得清时？怅望江南余隐痛，为谁三复豆萁诗？怒问苍苍果胡然？莫须有狱出连绵！伤心已见兰成艾，谗口竟教矩化圆。已兆分崩同往日，侈言胜利在今年。谁欺只自欺天耳！那有蘧真个妍？
郭沫若和周恩来的诗都运用曹植《七步诗》关于兄弟相残的典故，无情地鞭挞了国民党反动派制造内战、破坏抗日，使亲者痛、仇者快的可耻行为。
皖南事变后，重庆的政治环境日益险恶。在周恩来领导下许多进步文化人士陆续撤离重庆，郭沫若、阳翰笙等仍坚持留在重庆。
10月上旬，周恩来提议由文艺界纪念郭沫若五十寿辰和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11月16日早晨，《新华日报》出了《纪念郭沫若先生创作二十五周年特刊》。周恩来为特刊题写刊头，并写了代论《我要说的话》：郭沫若创作生活二十五年，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二十五年。鲁迅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鲁迅先生已不在世了，他的遗范尚存，我们会愈感觉到在新文化战线上，郭先生带着我们一道奋斗的亲切，而且我们也永远祝福他带着我们奋斗到底的。
接着，周恩来分析了郭沫若在革命的文化生活中最值得大家学习的三点：一是丰富的革命热情。“郭先生是革命的诗人，同时，又是革命的战士。”二是深邃的研究精神。他认为郭先生是学术家与革命行动家兼而为之的人。他针对当时的“清闲”，建议郭沫若“复活过去的研究生活，指导这一代青年，提倡起研究学习的精神，以充实自己，以丰富我们民族的文化，郭先生，现在是时候了。”三是勇敢的战斗生活。“郭先生是富于战斗性的，不仅在北伐抗战两个伟大时代，郭先生是站在战斗的前线、号召全国军民，反对北洋军阀，反对日本强盗和逆伪的；便在二十五年的文化生活中，郭先生也常常以斗士的姿态出现的。”
11月16日下午，纪念会在中苏文化协会举行，参加者两千余人。周恩来致词说：郭先生是无愧于五四运动当中长大的这一代的。在反对旧礼教旧社会的战斗中，有着他这一位旗手；在保卫祖国的战斗中，也有着他这一只号角；在当前反法西斯的战斗中，他仍然是那样挺身站在前面，发出对野蛮侵略者的诅咒。这些都是青年们应当学习的。当日晚上，在天官府郭沫若那狭窄的小住宅里，周恩来高兴地举杯为郭沫若祝寿。
在纪念郭沫若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时，郭沫若的早期剧作《棠棣之花》通过整理后搬上舞台演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新华日报》辟了《棠棣之花剧评》专页。周恩来为专页题写刊头，并修改《从棠棣之花谈到评历史剧》和《正义的赞歌，壮丽的图画》两篇文章。周恩来曾反复阅读《棠棣之花》剧本，多次同郭沫若谈论关于剧本的修改与演出问题。
周恩来非常喜欢这个戏，他前后共看了七遍，多次对周围的工作人员说，郭老为什么在剧中特别强调“士为知己者死”这样的主题？这绝不是封建思想，这正是他对党感情之深的表现啊！
《棠棣之花》的成功，大大激发了郭沫若的创作热情。1942年元旦过后的第二天晚上，郭沫若开始写作《屈原》。周恩来知道后，特地登门看望，并一同探讨剧本创作中的一些问题。周恩来说，屈原这个题材好，因为屈原受迫害，感到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才忧愤而作《离骚》。皖南事变后，我们也受迫害。写这个戏很有意义。在周恩来鼓励下，郭沫若妙思泉涌，奔赴笔下，只用十天时间就把剧本写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