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发动机是飞机的心脏，说得对。”周恩来详细询问了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航空发动机研制情况，并当场指示要大胆从英国引进当时比较先进的“斯贝”发动机。

1973年12月，中方相关人员赴英国罗·罗公司考察斯贝发动机。资料图

本文摘自《解放日报》报刊文摘栏目 作者：晓晔 原题为：一场因“歼6”坠落而引发的整顿——周恩来“文革”中挽救航空工业纪事

1971年12月11日，周恩来接到一份空军司令部送来的紧急报告。报告说：空军某师在执行战备训练任务时，一架国产“歼6”战斗机突然从万米高空坠落，机毁人亡……

而就在两个月前，巴基斯坦外交部告知我国援助他们的一架“歼6”战斗机在飞行训练中突然操纵失灵而坠毁。经我国派出的技术人员对飞机残骸的鉴定：事故原因是因发动机燃烧室喷火不均匀，将发动机的火焰筒烧裂而引起爆炸。纯属一起质量事故。

考虑到近日我国又有两批援外“歼6”战斗机即将装车启运，周恩来给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和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写了一封信：

……又一事故，这只能从“歼6”本身找原因。请告空司：对“歼6”两批分送援朝××架、巴基斯坦××架，再派人（会同沈阳厂）赶赴现场，移交前进行必要的试飞，然后再请对方进行一次试飞，如无任何故障，又经全面检查后才能移交，如不合格，必须调整，不能马虎。沈阳厂所有“歼6”产品必须严格执行试飞检验制度，合格后方许出厂。

叶剑英接信后，立即责成由空军、飞机制造厂、航空发动机制造厂组成的事故联合调查组奔赴空军某师事故现场，并对即将启运的援外飞机进行全面的质量检查。

12月15日，一份写给空军5人领导小组的报告转到了周恩来手上。报告反映，对援外××架“歼6”战斗机进行了试车和通电检查，发现7架有质量故障：1架起落架不合格，4架缓冲器漏油，1架防火开关有毛病，1架瞄准器计算不工作。

周恩来当即批了几行措辞严厉的指示：“歼6”战斗机××架原说是为援外装配的，一经检查，便有7架不能交付，占全数的17.5%。

只此一端，就可看出我们飞机生产质量下降到什么程度，这难道还不够我们提高警惕么！

紧接着，中央军委紧急命令：全国所有机场的“歼6”战斗机停止飞行。

随后，周恩来委托叶剑英召集空军、飞机制造厂及有关科研部门的同志召开一个航空产品质量座谈会，解决飞机生产中的质量问题，以此促进全国工业生产中的产品质量的提高。

12月26日，航空工业产品质量座谈会的第8天下午。周恩来出人意料地出现在会议室的门口。听完汇报，周恩来沉缓地说：“你们搞生产的，要安全第一、质量第一，要对党、对人民负责，对祖国的荣誉和战士的安危负责。一个产品不是出了厂、出了国就算尽到责任了，而是要用到该报废时也不出问题，才算负责到底。产品质量有问题，国务院有责任。我不是要批评。我很难过，我要负责。”

周恩来的自责让沈阳黎明发动机厂的党委书记吴暇坐不住了：“总理，这个责任应该由我来负。”吴暇说：“航空工业落后，表面是飞机落后，实际是落后在发动机上，但发动机的落后并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生产飞机的国家很多，但大多数搞不出发动机。我国自行设计了几种飞机，却没有一台是自己设计的发动机，可发动机是飞机的心脏啊！”

“发动机是飞机的心脏，说得对。”周恩来详细询问了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航空发动机研制情况，并当场指示要大胆从英国引进当时比较先进的“斯贝”发动机。他指出：“不能认为凡是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都不好，它也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要批判地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引进，不仅是模仿，而且要创新，这样才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吴暇还反映，我国目前发动机质量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生产与科研部门相互脱节：“一个埋头生产，一个闷头设计，两个部门谁也管不着谁。”

早在1963年，针对当时就已暴露出的生产与科研相互脱离的倾向，周恩来就提出过“厂、所挂钩”的意见。因此，这一次，他当即斩钉截铁地指出：“要把研究所还给工厂，脱离生产不行，先搞一个试验，把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一分为二，一半给株洲航空发动机厂，一半给沈阳发动机厂。我就不相信放到工厂搞不出东西来。如果这个办法失败了，咱们再改，我要试一下。”他对吴暇说：“你给陈锡联捎个口信，让他去做做工作。就说是我说的，把研究所给工厂。赞成不赞成？赞成，回去就搞，搞好了，给我写个报告；搞不好，也给我写个报告。”

最后，周恩来提出：要以整顿航空工业产品质量为突破口，实现“三抓”与“三促”，即“抓援外，促质量；抓‘歼6’，促其它；抓航空工业，促国防工业和民用工业。”

会后，在叶剑英的主持下，根据周恩来的讲话精神，中央军委草拟了一个解决质量问题和改变航空工业落后面貌措施的文件。接着，中共中央调整了航空工业部的领导班子。在周恩来的努力下，一些原来“靠边站”的部局领导人回到了工作岗位。国务院、中央军委还专门发出文件，要求从根本上改变国防工业和航空工业产品质量不好、配套不全、零备件不足的局面。1972年1月，周恩来提出：要把质量问题放在议事日程来解决。航空工业各单位普遍进行了新产品质量整顿。（沈寅标摘自5月17日《党史信息报·镜周刊》作者晓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