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因此，他接下来专门讲的一段话，就是否定“四人帮”的批“走后门”。毛泽东说：现在走后门的人有成百万，也包括江青、张春桥你们自己在内，我也算一个。我送几个女孩子到北京大学去上学了。他们当了五年工人，提出要去上大学，我没办法，给谢敬宜等人说了，他们不得不收。
本文摘自：《铁岭日报》2011年6月18日A05版，作者：佚名，原题：《毛泽东最后一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
1975年5月3日深夜，毛泽东在他的住所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是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主持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后，直到1976年9月9日逝世，他再没有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已经重病缠身的周恩来抱病出席了这次会议，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全部出席了会议。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讲了他一段时间来深思熟虑的问题。可以说，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新中国历史走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批“四人帮”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曾经信任江青、张春桥等人。1970年庐山会议上，江青、张春桥出于扩大本集团利益的考虑，曾与林彪集团进行过斗争。“九一三”事件后，江青等在批判林彪集团的过程中显得十分积极，毛泽东对江青、张春桥等人仍很信任。但是，江青等人的小集团活动日益发展，他们的一些做法越发暴露出他们别有用心，他们的活动也与党内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一大批坚持马克思主义路线的领导干部发生了冲突。所以，毛泽东很快就发现了“四人帮”的问题。
毛泽东在发现、认识“四人帮”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地对他们提出批评。从1972年起，他就没有间断过对“四人帮”进行告诫、抑制、批评（在当时来说，毛泽东也只能用这些方式对待“四人帮”）。这些告诫、抑制、批评实际上是他同“四人帮”之间产生根本矛盾的体现。在毛泽东对“四人帮”进行批评没有奏效的情况下，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态度就不能仅局限于批评、告诫、抑制了，而是将他们的问题提到了政治原则的高度。政治上十分敏感的毛泽东已经认识到了“四人帮”问题的严重性。他决心在党内高层点明“四人帮”问题，并且进行严重的批评。同往常一样，毛泽东在作出这个重大政治决策之前，也离开北京到外地住了很长时间。他反复思考了如何挑明“四人帮”的问题，对挑明此问题的时间和方式酝酿了很长时间。
毛泽东批“四人帮”，顺次采取了打招呼和集中批两种方式。打招呼，就是要全党特别是中央的同志都知道，现在要集中批“四人帮”了，并且把批“四人帮”的核心问题点出来。毛泽东抓住了这样一个机会：1975年4月20日，姚文元把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报送毛泽东。这份报告按照“四人帮”的意图，提出要把“反经验主义”作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内容。毛泽东看了这份报告后，感觉到了“四人帮”违背了他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初衷，是别有用心，在另搞一套。于是，他于4月23日写下了这样一段批语：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