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导队一般编成连的架子，由打过仗的有经验的领导干部任教，从基础开始，重点解决教兵的本领。教导队按连队编组，过战士生活，学习带兵本领，从站岗、查哨，到点名、出操，都严格按照连队的生活制度要求。教导队训练与连队训练相结合，促进了部队训练。学员毕业后，许多单位采取汇报表演、亲自任教、培养骨干等方法，推广训练和管理教育经验，促进连队建设。
教导队一般每期进行三至四个月，使受训干部达到会讲，会做，会教，平时能组织训练，战时能指挥打仗的要求。到一九七二年底，全军各级教导队共办了1800多期，已训和在训的基层干部占应训人数的44%。基层干部经过教导队轮训，提高了教兵、带兵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连队“干部想教不会教，战士想学没人教”的状况；军、师、团领导干部到教导队任职任教，与学员一起摸爬滚打，传授练兵经验和思想政治工作经验，促进了新干部的成长，密切了新老干部之间的关系；参训干部按连队编组，同战士一样训练，遵守连队生活制度，培养了作风，学会了管理教育。
教导队主要抓了连队基础训练，连、排战术一般只组织了示范参观，练指挥普遍没有进行，基层干部的本级组织指挥问题没有很好解决；在技术、战术训练中，一般都是练步兵打敌步兵的技术和战术，合成训练很少；教导队要求领导干部任职任教，以传、帮、带作为主要的训练方法，偏重于实用性。
珍宝岛事件之后，人民解放军将打坦克作为部队训练的主要内容之一。毛泽东在总结珍宝岛作战经验时说，对方有空军，有飞机，有坦克、装甲车、指挥车，跟他们比数目，比他们不赢。但我们打仗，主要靠人的勇敢，不怕他们的飞机、坦克。叶剑英提出，“把打坦克之风吹遍全军”。一九七二年下半年，经毛泽东批准举办的全军反坦克训练班结束后，先后又有9个军区举办了团以上干部参加的反坦克集训，连队一般以七至十五天进行反坦克技术、战术训练，有的部队还结合作战任务和预定战场，组织了打敌集群坦克的试验性演习。
打坦克训练实行远近结合，以近为主，近战歼敌的原则，运用打、炸、阻相结合的方法，一方面改造地形（改造梯田、设置反坦克壕、设置路障等），限制敌坦克活动，创造打击敌坦克的机会。另一方面，动员民兵和群众，实行军民结合，运用各种方式打击敌坦克。步兵学习使用40火箭筒、爆破筒、磁性手雷、炸药包、反坦克地雷打坦克的技能和反坦克障碍物的构筑方法。炮兵、装甲兵、工程兵和空、海军，结合各自的特点，开展反坦克训练。
打坦克训练突出的困难是缺乏器材，许多部队没有坦克，战士只能模拟攻击沙土堆成的“坦克”，缺少实战气氛。训练中强调勇敢，不怕死，演习偏重于单兵动作，利用简陋的手段，新型有效的反坦克武器尚不多见，训练效果也不甚理想。
（三）一九七五年的练兵活动。
一九七五年，邓小平恢复党政军领导职务后，针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对军队建设的破坏，提出，军事训练“这个问题很重要。兵要训练，更重要的是干部要训练”，“要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训练开始全面恢复，并确定一九七五年的训练重点是抓好干部训练，抓好联合兵种的演练，争取在二至三年内解决营、团、师、军组织指挥问题。总参谋部提出，多搞结合拉练的检验性演习，适当组织一些研究性演习，根据现代战争特点，从难从严设置情况，具体研究解决现代条件下作战的组织指挥与战术手段，以及陆空、步坦、步炮以及友邻之间的协同等问题。
到十一月底，全军已集训师以上干部2000余名，营团干部和参谋人员近3万名，野战部队基层干部的指挥训练已轮训了85%。一九七四年底，中共中央军委提出，全军都要加强“三防”训练，重视研究原子条件下的作战行动。一九七五年五月底，总参谋部在河南商丘召开全军“三防”训练经验交流会，参观“三防”训练基础科目表演和在核、化学条件下加强步兵连阵地防御研究性实兵战术演习。十月底，武汉军区组织加强陆军师运动战检验性实兵战术演习。
一九七六年上半年，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训练又有发展。然而，迅速掀起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使已经列入训练计划的设想大部分未能付诸实施。
综观这一时期的军事训练，可以看出这样一些明显的特点：一是训练水平较低。较长时间中仅仅围绕着基础科目反复练习，脱不开单兵、单车、单炮和简单战术的窠套。产生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部队长期不搞军事训练，干部战士的军事素质普遍较低，不得不从头学起。二是随意性较大。军事训练不是按照其特有的规律循序渐进，而是必须符合政治运动的意志。军事训练的主管部门无法有效地掌握训练的时间和内容，难以作出比较长期的规划，部队训练呈现一种能练多少练多少，想练什么练什么，靠热情和自觉性组织训练的松散状态。三是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的关系始终没有理顺。林彪的“突出政治”和江青的蔑视军事训练，使许多干部对组织军事训练总觉得理不直，气不壮，怕戴“单军帽”（指单纯军事观点的帽子），因而限制了他们的创造性和主动性。这个问题的存在，又是形成前两个特点的重要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