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爆发后，学员们思想不安定，有种“恐美”思想。讨论会上，常常因为“科学杀人厉害，还是人杀人厉害”争论不休。耀邦同志有针对性地讲了一次课，消除了学员的“恐美症”。
他说，朝鲜天天打仗，天天死人，美国经不起这场战争。美国有数万名在朝鲜战争中死去儿子和丈夫的妇女，静坐在白宫门前呼吁杜鲁门快停战、快撤军、快让孩子们早点回来与家人团聚。他们说，战争继续打下去，我们死一个男人与中国死一个男人，在天平上不是等同的，美国男人死绝了，中国还有多少亿男人呀。一比一死下去，我们没男人成了寡妇，还得请中国男人给美国繁衍后代呀！故事说得大家哈哈大笑，之后，他们思想就安定多了，也不怕美国狼了。
有一次，在学校毕业典礼大会上，针对学员提出的问题，他说，如何当好群众信赖的干部，就是放下知识分子架子，到茅草房里拜群众为老师，调动“四大器官”，用头想、用嘴说、用手写、用脚走，做到我给你们的题词“坚持政策，完成任务，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这就成为及格的学生了。这样的学生在哪里扎得根越深，群众越舍不得你走，你就成了人民的好干部。
胡耀邦同志在训导别人时，他就是先行的典范。
我们刚进南充时，社会上谣言四起。共产党杀人放火呀，共产共妻呀，解放军待不了多久就要北撤呀。一天我上街，在北大街有群挑粪卖菜的群众围成一个堆。我走上前一看，中间的正是胡耀邦同志，他问群众，我是共产党，我还是共产党的头，我是行署主任还是解放军的政委，你们谁看到过我杀人、放火烧谁的家？你们中能有人抓住过这样的杀人犯，押送公安局，我就给你个官当，好不好？几句问话，不仅粉碎了“莫须有”的谣言，而且把胡耀邦叫成了“胡大哥”，这一叫，他与群众关系更亲密更贴近了。
重教育、重改造不抓“尾巴”
革大先几期学员，成分特复杂。有的有政治目的，企图以破坏赶走共产党，但听了胡校长的报告，自觉地走进公安机关，坦白自己先前的罪行。罪行不大的留在学校继续学习，毕业后成为对人民有用的人才。
1951年年底，革大成立了“三部”，通称：“革大三部”，校址设在南充市南大街。有多少学员我记不清了，但学员中人人都有历史问题。学校先是在屋顶上架机关枪，屋下门口有卫兵持枪站岗，有股阴森森的感觉。耀邦同志了解情况后，立即撤销了“武装警卫”。这一举措让学员们立即卸负减压，安心全力投入学习。1954年9月，我调涪陵残废军人学校工作，这个学校的老师百分之八九十都是从“革大三部”分配出来的。
这些同志在旧社会都是旧政府官职人员，有记者、有财会、有教师，还有运动员，是一些有问题没血债，有旧党团关系，但都不具备判刑，为社会还能工作的同志。听他们说，先前那种紧张恐慌心悸的程度，胜过坐牢狱。学习会上发言，口打哆嗦身打颤，心想，看来下场不是死就是坐牢。胡校长来讲话，要我们把“旧我”与“新我”作个了结，只要没血债一个不抓一个不杀，交代清楚了不抓尾巴。对你们的方针，党是重教育、重改造、重思想转变。后来我看了他们的档案，档案中都记载了他们对胡校长写下的感恩颂扬的文章。
胡校长对南下干部的思想工作抓得也极严格，要南下干部为新区人民做出榜样。
革命胜利了，战火熄灭了，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干部们思想放松了，有的人大言不惭地讲起了享受。有的说，革命成功了，一人一个洋学生，离婚风甚嚣尘上。耀邦同志大课报告，小组讨论，强调“不能革命成了功，老区人民寒了心，对他们儿女不放心”的路要堵塞，李自成的路走不得，不能使同志们“敌人没办法把我们打倒，自己把自己打倒”。当时，整风的戏剧在南充各影剧院纷纷上演，温馨的政治空气弥漫在南充的上空。干部离婚风得到控制。
“好好种粮，向国家多交粮”
当时的南充，干部在学习上有校园之风，干部的精神面貌有延安之风，群众关系上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风。
领导干部学习组，胡耀邦同志就成立了核心学习小组，教员是革大教育长苏黎。他每星期三上午向以胡耀邦为首的领导干部讲哲学，重点讲《实践论》《矛盾论》。苏黎在《晋绥边区史话》中有记载，毛主席请苏黎修改他在晋绥边区“三干会上的讲话”。主席说苏黎是党内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县委书记。耀邦同志为激励大家努力学习，经常说以苏黎为榜样“先当学生后当先生”。
南充所有的机关干部在星期六上午上大课，教员是区党委组织部长李登瀛。我便是常听首长们讲课成长起来的。
那时生活很苦，没有津贴没有补助。坐下听课自找砖头，吃饭自己背米，烧火自己扛柴，在这种情况下，干部团结得很好，不图私利、不讲享受，只讲奉献。我那时是护士，上街给群众种牛痘打防疫针，不吃群众一口饭，不喝群众一口水，和群众团结得像一家人。
川北是个实打实的农业区，全区人民凭种粮过日子，农业上不去，群众受穷。共产党挨人骂，这是“失民心失天下”的大事情。因此胡耀邦同志抓农业抓得实在。我们都知道的，他在农业上抓典型，以典型推动全区工作。这里有个胡耀邦同志树谢瑞珍典型的故事。谢瑞珍是南部县枣儿乡农民姑娘，解放了浑身轻松、浑身是劲，务农上拼着命干。胡耀邦同志知道后，大力扶持，这个姑娘成了川北的劳动模范。
1952年，前苏联欢庆十月节时，谢瑞珍到了莫斯科，在那一天，她站在红场上观看了游行队伍后又受到了斯大林的接见。回来后她向我们做报告：“一个农村女娃，从妈肚子里生下来，就没有想过走出枣儿乡。新社会好，我走出了枣儿乡，走出了南部县，还到了南充、北京、莫斯科，回来胡大哥接见我们，听我们的汇报。当我汇报说斯大林问候中国农民时，他拍着掌笑吟吟地说：你比我强，还见到了斯大林，不简单呀。了不起！你回去要带动农民兄弟，好好种粮，向国家多交粮！这几句话已过去了近60年，在我脑子里、心坎上宛如昨日。”
1952年，他调离南充，来时悄悄来，走时无声无息。来时无迎接仪式，走时无欢送仪式，真是无声胜有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