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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记忆（上）——毕节试验区创建的历史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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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9-09-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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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迎来了建区20年。1988年1月，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审时度势，倡导和推动了建立毕节试验区的战略决策，旨在通过对经济社会发展严重滞后、人民贫困程度极深、生态环境极差的毕节地区试验，探出一条贫困的岩溶地区农民脱贫致富、实现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路子。在毕节试验区的改革探索中，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毕节试验区专家顾问组直接参加了三大主题的试验实践，这一实践活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共同推进改革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范例。
毕节试验区是国务院正式批准建立的全国第一个喀斯特地区农村综合改革试验区，试验区从建立之初就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其一是，以“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为主题的改革试验,包含了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是科学发展的先行探索与实践。其二是，试验区建立之初，在胡锦涛同志代表贵州省委省政府的诚挚邀请下，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就把毕节作为智力支边的重点地区并成立了专家顾问组,多党合作共同推进改革试验，是毕节试验区的又一鲜明特色。毕节试验区创建于20世纪80年代，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邓小平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系列新的政策，从国内来看，“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以及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的出台，为毕节试验区的创建提供了政策前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事业获得蓬勃发展，为毕节试验区的多党合作以及专家顾问组的组建奠定了坚实基础。《时代的记忆》一文分上下两篇，上篇是：毕节试验区创建的历史回顾；下篇是：毕节试验区专家顾问组二十年。今天，回顾毕节试验区创建和试验区专家顾问组组建的那一段历史，倾听历史的足音，感受科学决策的魅力，不只是为了纪念，更是为了从中获得深刻的启迪。
1978年12月，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毕节试验区的创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解放思想、深化改革的产物。在人口膨胀、生态恶化、人民生活极端贫困的喀斯特地区，如何结合本地实际贯彻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深化改革以破解发展中的突出难题，探出一条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之路，是创建毕节试验区的深刻理由。
一、毕节试验区的创建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指引下，中国亿万农民率先走上了改革之路。１９７８年底，安徽省小岗村迫于贫穷和饥饿的１８户农民，聚集在一间破旧的茅草屋里秘密约定在小岗村实行包干到户，为中国农民闯出了一条发展农业、脱贫致富的路子。在邓小平的支持和倡导下，这种家庭承包经营的方式迅速推向全国，高度集中的人民公社体制被废除，实行了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贵州在全省范围内较快地实现了以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粮食为主要标帜的农村经济发展较快，农村极度贫困现象迅速得到了缓解。
但是，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和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使贵州和全国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全国1987年与1978年相比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增长12.15%，贵州则为8.7%。1987年全国农村人均收入423元，贵州省农村人均收入仅为252元。贵州农村人口在全省占88%，28%的农业人口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一个贫困，一个生态恶化，仍然是严重困扰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这种情况又以地处乌蒙山腹地的毕节地区尤为明显。
由于人口膨胀，粮食短缺，迫使陡坡开荒，林、灌、草、植被遭到严重破坏，造成了大面积的水土流失，致使毕节地区生态环境严重恶化，数以百万计的农民生活极度贫困。1985年，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的一篇关于毕节地区赫章县海雀村极贫情况的报道，堪称典型。新华社记者刘子富在文章中写到，“在赫章县河镇乡海雀村3个村民组察看了311户农家，家家断炊。苗族老大娘安美珍瘦得只剩枯干的骨架支撑着脑袋，一家4口人，丈夫、两个儿子和她，终年不见食油，一年有3个月缺盐，4个人只有3个碗，当时已经断粮5天。”至试验区建立之前的1987年，毕节地区8个县有6个属于国家级贫困县，农村贫困人口300多万。全区602万亩耕地中，90%是挂在陡坡上的旱地，人均产量不到200斤，农民人均纯收入仅184元。水土流失严重，森林覆盖率仅为8．53％。全区国土总面积26853平方公里，时年总人口559万，每平方公里208人，人口自然增长率21.29%，均高于全省和全国水平。
1985年，胡锦涛同志出任贵州省委书记。在这个经济贫困、生态恶化的内陆山区省份，“如何带领省委、省政府一班人去攻下脱贫和生态良性循环这两个堡垒？胡锦涛深知自己肩上担子的分量。在省里的干部见面会上，他出人意料地给黔官们讲述了一个外国人的故事……”（参见《聚焦中国毕节——关注胡锦涛开发建设中国西部新思路》，《华人世界报》2003年第8期。）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富有人情味、执着敬业的英国传教士伯格里。1904年，伯格里来到贵州省威宁县的石门坎，开始他的传教生涯。在吸引一批苗族信徒以后，伯格里利用教会的投资，在这里盖了教堂、修了学校，自己先学会了当地的苗族语言，又教教徒学英语。其后，他和自己的教徒一道创制了苗族文字，并用这套苗文翻译了圣经《新约全书》，编写了小学课本。几年时间里，将一个无人问津的荒僻苗乡变成了国内外知名的中国内地教区。伯格里凭自己的执着做到了别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使外部的新鲜事物在荒僻的苗乡扎下了根。在伯格里的引导和支持下，世世代代没有读过书的苗族子弟后来有两人获得了博士学位，20多人成为学者、教师、医生……然而，伯格里却没有看到这一天，1915年9月，石门坎地区爆发伤寒，许多群众迁出了石门坎，伯格里却留下来照看染病的教徒和学生，自己也被传染上了伤寒，死在自己的牧师任上。信徒们将伯格里的骸骨安葬在了石门坎，将他的名字铭刻在心里。故事的结局使到会的每个人都深受感动，一位外国的传教士凭着敬业、执着使荒僻的苗乡改变了面貌，身为人民公仆的共产党人更要迎难而进、艰苦奋斗，带领群众在困境中闯出一条发展的新路来。
1986年的贵州百废待兴，作为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工作千头万绪，但他总是千方百计挤出时间一头扎进基层深入调研，历时一年多走遍了贵州省86个县市区，寻找贫困山区脱贫致富的路子。1986年4月，胡锦涛同志专程到海雀村挨家查看、问寒问暖。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同时，胡锦涛同志还多方征求意见。为了更好地把握毕节地区贫困的由来和症结所在，胡锦涛同志咨询了几位前任的党政领导，听取各厅局汇报，与省委、省政府领导班子认真研究后达成共识，形成了建立毕节试验区的初步设想，并就这一设想向专家学者作了咨询，向党外人士进行了通报。这里，仅提及几件值得回顾的事。
1987年12月7日至18日，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研究员李学智、张忠发到贵州调查生态问题，回京后写了《贵州省农业生态问题调查及建议》一文。在调研期间，胡锦涛同志与他们进行了座谈，提到能否在贵州省毕节地区建立试验区，李学智、张忠发两位专家认为这个思路可行，表示愿意帮助呼吁。随后，贵州省委副秘书长王俊和省农村工作部秘书长许西记向胡锦涛同志和省长王朝闻写出了书面报告，胡锦涛、王朝闻指示由省农村工作部拟定建立试验区的方案。
1988年1月胡锦涛同志正式提出了建立“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的构想，“通过对过去工作的反思，提出了用灵活的梯度政策来弥补日益扩大的效益差距，探索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新路子的问题，也就是说，要以改革统揽全局，坚持从贵州实际出发，坚持生产力标准，采取一切有利于消灭贫困落后的特殊措施，探索解决贫困和生态恶化的新途径。”这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富有远见的改革构想，得到了贵州省委、省政府一班人的赞同，得到了毕节地区干部群众的热烈拥护。1988年3月9日，胡锦涛同志主持召开贵州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了《关于建立毕节地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的意见（讨论稿）》，决定修改后上报国务院，申报建立毕节试验区。
1988年4月9日，胡锦涛与王朝闻及毕节地区有关同志在北京向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同志汇报了有关建立毕节试验区的工作情况。田纪云肯定了建立试验区的思路，并委托国务委员陈俊生召集17个部办委负责人会议，研究建立毕节试验区的问题。胡锦涛同志出席了4月11日召开的会议。会上，各部委一致赞同并表示支持建立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
1988年4月中旬，胡锦涛同志在北京邀请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负责人举行座谈会，介绍了建立毕节试验区的设想和可行性研究，希望得到中央智力支边协调小组的支持。5月，中央智力支边协调小组协调派出以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国家智力支边协调小组成员徐采栋为组长的赴黔工作组，对毕节地区进行了为期13天的考察调研，工作组回京后向中央写出报告，认为建立毕节试验区是一项战略任务，它将为我国西部地区的开发扶贫、生态建设积累经验。
1988年6月9日，经贵州省委省政府申报，国务院正式批准建立了“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批复通知如下。
国务院批复通知
国办通（1988）38号 贵州省人民政府：
你省报来的《关于建立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的请示》收悉。国务院原则同意你省建立毕节地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其中请求中央帮助解决的具体问题，请你省同有关部门具体商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
一九八八年六月九日
二、以“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为宗旨的试验区
毕节试验区的建立是深化认识区情的产物。与当时全国启动的改革试验特区、开发区不同，毕节试验区是全国唯一以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为宗旨的试验区。胡锦涛说：“毕节试验区是开发扶贫、生态建设的试验区。这是毕节地区的情况决定的，也是毕节试验区与全国的其它特区、开放区所不同的。”在试验区建立之前，毕节地区既是贵州省最贫困的地区，也是生态环境恶化最严重的地区，严重的生态恶化已经演化为制约毕节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在这样一个区域进行开发扶贫，必须与生态治理、生态建设相结合。
毕节地区的生态恶化是由地理、历史等多方面复杂原因造成的。
从自然地理条件来看，毕节地处贵州西北部，是集中的喀斯特地区。喀斯特地区地形地貌复杂，土地贫瘠，交通不便。在喀斯特地区，地表可溶性岩石由于受水的溶解作用和伴随的机械作用形成了千姿百态的地貌特征，地面往往石骨嶙峋，奇峰林立，地表水系缺乏，而地下水系却比较发育。喀斯特地区特有的地理、地貌及物理、化学特征，导致切割严重，生态脆弱，植被立地条件差，加之雨水剧烈冲刷，极易造成水土流失，形成严重的石漠化，对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了严重威胁。贵州省有13万平方公里的喀斯特地区，占全省面积的73%，是全国最集中的喀斯特地区，而毕节的喀斯特地区又占贵州省喀斯特地区的73%以上。
从社会历史方面来看，数千年的“农业文明”，把广大人民群众长期束缚在“造耕地、种粮食、饱肚皮”的自给半自给的小农经济圈子中，生产方式上的“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等短期行为，在历史进程中越演越烈，使喀斯特地区不良的立地条件和气候条件对农业生产的制约越来越大。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落后的经济文化基础，人口无节制的猛增、长期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广种薄收、赶山吃饭”这种超薄型平面垦殖的简单粗放生产方式没有得到多大改变。这种乱砍乱伐、毁林毁草开荒等掠夺性生产多年不止，且伴随着人口的膨胀越演越烈，最终形成了“越穷越生，越生越垦，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造成了毕节地区农业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
从指导农业生产的政策失误方面来看，在农业集体化的过程中，未能真正贯彻执行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循序渐进的方针，搞了一刀切、一锅煮的错误做法，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形成了全国性的“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带来很大的损失。在20世纪50年代的人民公社化、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毕节地区曾强行推广固定农田化，无限制地开辟农田，种植单一作物，严重损害了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在喀斯特地貌高度发育的毕节地区，在陡坡地段建构固定农田，按照统一的耕作模式生产同一种作物，风险极高。由于地表土层薄厚不均，且气候复杂多样，开垦出的农田不仅无法获得稳定的产出，而且极易造成水土流失。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有两项工程让今天的毕节人仍然记忆犹新。一项工程是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让可乐河改道，腾出河滩地开辟稻田；另一项工程是排干草海，将草海的湖底开辟成稻田。费尽千辛万苦开出的稻田，产量低、有的稻田甚至没有办法种水稻，最终只好放弃。现在，草海作为自然保护区重新得到了恢复，可乐河谷上游的稻田则淹没在了厚厚的砾石层下，成为违反自然规律的活教材。在“以粮为纲”、“农业学大寨”的口号下，固定农田开到哪里，严重的水土流失就发生到哪里，贫困就在那里延续，这种情况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了顶峰。
在试验区建立之时，毕节地区的生态恶化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水土流失严重，“石头化”征兆明显。从20世纪80年代到试验区成立之时，毕节地区发生水土流失面积14097.73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52.51％。其中剧烈流失面积892.85平方公里，占流失面积的6.33％。水土流失剧烈的地方，常呈上切下淤状态，一下暴雨或大雨，山洪暴发，水裹泥、泥夹沙、沙卷石，奔腾而泄，出现滑坡、崩塌、垮山等凶恶险情，坡地被刮，坝地被壅，淤塞库塘河道，破坏道路桥梁，冲毁房屋设施，吞噬人畜性命，污染河流水源。不仅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惨重损失，每年还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抗灾救灾，而且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生态后果：裸露石山和石砾沙滩面积不断扩大，良田沃土面积逐年缩小，土壤贫瘠沙化程度加剧，肥力下降，易旱易涝的耕地占总耕地面积的比例高达76.1％。全地区年平均土壤侵蚀6945.55万吨，这相当于每年毁掉30余万亩土地的活土层。石质山等难利用地已达230万亩，还在以每年2～3万亩的速度增加。几年十几年前还是良田沃土，此时已变成石砾沙滩和裸石山的地方比比皆是，“石头化”的征兆已十分明显。“白布河纪行”，描述了毕节地区金龙村水土流失造成的土地石漠化情景。（参见《高山流水》，贵州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
失落的桃源梦
——白布河纪行之七
大约是在150年前，一户姓韩的人家来到这如梦似幻的“桃源仙境”时，好一阵雀跃，升起了金龙的第一缕炊烟。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依靠这肥沃的坝子和河中鲜嫩的鱼虾，金龙有了50余户人，有汉族、苗族，韩姓、彭姓……“桃花源里可耕田”，金龙热闹、富庶起来。但谁也没想到“桃源梦境”如今正日渐失落!随着人口的剧增，河边巴掌大的坝子开始喘息，金龙人把村后大山上的森林纷纷伐倒，开垦出层层梯田，起先还收获了几季玉米和荞麦，后来在山洪的“努力”下，就只能“收获”石头，石头，石头……至今金龙村已有150多户人家，人均占有土地不足半亩!
1992年4月6日，我们夜宿金龙。是夜，冰雹雷雨被狂风送来，人们纷纷披衣而起，扶窗长叹：又误了，今年又要歉收了。第二天一早，一个叫彭永基的村民组长带我们爬上村后的大坡，只见刚种下几天的玉米又被冲了出来，几乎没有一块完整的土地。一个老妇抽泣着说：才种下的土找不到了，只剩下一块光石板。几个年轻人围住我们，一遍遍地请求：给我们反映一下吧，只要有点钱，我们就可以从洪水的手中留下这些土地。说到最后，他们眼里装满了泪水。
第二，气候变劣，灾害频率提高；资源减少，种群结构不合理。气候变劣反映在多种气象因素上。冬天该冷而不冷，热天该热而不热，春干旱、夏洪涝、.秋低温的发生频率提高。六十年代以前，平均五年一重灾，三年一轻灾；七十年代平均四年一重灾，两年一轻灾；八十年代平均两年一重灾，每年有1.5次轻灾，而且多种灾害持续、重复发生，交替袭击，持续时间延长，危害程度加重。以旱灾为例，从旱情发生到旱情解除，中间的持续时间，六十年代以前多至一个半月，七十年代三个月，八十年代往往是冬旱连春旱，持续时间长达150—180天，1985年、1986年、1988年连续三年冬春干旱，持续时间都在180天以上。森林资源锐减。据1985争森林资源二类清查，全区森林面积为343.47万亩，比1957年的517.2万亩减少173.73万亩，减少33.59％，森林覆盖率由12.84％下降为8.53％；灌木林428.41万亩，比1957年的598.75万亩减少161.34万亩，减少27.30％，林灌覆盖率由1957年的27.49％下降到19.17％。草场资源减少。全区有草场744.97万亩，比1957年的1127.79万亩减少382.82万亩，减少33.94％，草场严重超载过牧，不仅产草量低，草质越来越差。地表水资源减少。由于岩溶地貌发育广布，林、草植被破坏，蓄水、保水能力大大减弱，地下水难于利用、地表水资源日趋减少。全区约有30%左右的水井（泉点）枯竭，25%左右的支流和溪沟断流，193条河流（段）有50余条冬春断流，变成了季节河；主干河流在枯水季节的流量比五十年代减少了40％左右。全区尚有136万人，135万头牲畜饮水十分困难。“牛栏江纪行”，描述了毕节雨朵乡土地焦灼、人畜缺水的情景。（参见《高山流水》，贵州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
焦渴的大口望着天
——牛栏江纪行之二十
雨朵，这个充溢着水的名字属于牛棚区的一个乡，名不副实。没有水就没有一切，这个5个村一寸长的公路都没有的乡更是如此。细细想来，经济也是需要水来浇灌的，尤其是农村，经济作物的种植、家禽家畜的饲养，没有哪一样离开了这东西。因此，万元户这顶光荣的帽子在雨朵全乡1500多户人家的头上只是遥遥地飘成幻想。乡也穷，村也穷，农民也穷。许多人家就盯着那鸡的屁股，生下蛋来卖钱买盐巴，每称一次盐，都只是半斤或一斤的。有人说：“枯水季节，我情愿给你一顿肉吃，也不愿给你一碗水喝。”那时，村民们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拿水，最远的要到斗古、牛栅等远达10多公里的外乡去，一天只能来回一次。乡党委书记唐兴国说，1985年他到离家2．5公里远的大箐粱子去接山涧滴水，排队的人老长．每天只能接20-30桃，水小的时候还滴不成线，头天接起要第二天才满，这大概也是足以使他刻骨铭心的了。生长于此的牲畜也无法逃避注定的厄运，耕作的季节逢着天旱，劳累几天喝不上一口水的老牛们不知渴死了多少。乡政府组织群众在离乡一华里左右远的地方修了一个可储2OOO多方水的望天塘，仅靠地脉无法蓄满，所以就修了几条明沟，山水来时泥沙和畜粪一并入内积蓄起来。我们来到塘边，看见许多羊粪在水面稀稀撒撒的晃荡。但是，说来也许你不相信，这个塘的确维系着全乡干部和4个村村民的生命。
第三，“三废”污染日益加剧，人民群众健康受到严重危害。在试验区成立之时，随着地方工业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城镇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的增加，排放的“三废”越来越多。但由于对地方工业、乡镇企业和城镇建设的规划布局监督管理不严，缺乏“三废”排放设施，致使环境污染日趋严重。凡流经规模较大的工矿区、工业企业较集中的地方和城镇的河水多被污染，每年向河流排放的各种废水2121万吨。在当时，赫章县妈姑区河源头地带办有铅锌矿、铁厂，以及土法炼锌的马槽炉700多节，大量废水废渣任意排放，直接注入河中，河水变成黑色泥浆，处于砂石乡、罗渊乡沿河两岸居民，饮用了被污染的水源，多次发生重金属中毒事故，中毒死亡人数近300人，牲畜上万头。据当时统计，全区有40％以上的河流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污染严重的鱼类已经绝迹。大气污染以烟尘为主，全区工业、乡镇企业和城镇人口燃煤，每年向大气排放的各种废气已达53.4亿标立方米，排放的粉尘1.4万吨、烟尘2.6万吨、二氧化硫1.4万吨，加上农村大量燃烧排放的各种废气，加重了大气污染。赫章县妈姑镇上空每立方米平均含铅粉尘0.055毫克，含氟0.064毫克，硅肺病和氟中毒病人很普遍。据织金县测定30个乡的煤样，平均含氟量143毫克／千克，用煤烘干的玉米平均含氟量13.9毫克／千克，氟斑牙患病率达97.1％。大方县坡脚、毕节县林口、河官屯等地每年生产硫磺进入大气的二氧化硫废气达4000万立米，含二氧化硫7600吨，凡硫磺烟尘熏染之处，寸草不生，呼吸道病人达70％以上。同时，酸雨次数增多，量增大，对农作物的生长造成极大的危害。“乌江纪行”，记述了毕节地区水土流失和“三废”污染野马河所带来的灾害。（参见《高山流水》，贵州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
众壑奔腾野马川
——乌江纪行之十五
野马河发源于赫章县野马川、威奢、白果三乡镇交界处。在人与河和谐相处的时候，河水是温顺的，滋润灌溉着大片的沃土，野马川坝子墨是浓郁的稻香，山脚下的村舍在温暖的斜阳里处处飘着淡蓝的炊烟。野马川是米粮川，是鱼米乡。但野马河也有撒野的时候。当淫雨连天，山洪暴发，四面八方的山水倾注而入．令野马河超出了负荷，于是它只有极不情愿撒蹄狂奔，踏碎田土和房舍，坝子里便响彻着野马悲愤的嘶鸣。治理野马河一直是野马川人的一大愿望。早在1972年，人们就开始在其上游金山一带实施开凿明渠增大泄水量降低水位等工程。新中国成立后，赫章县人民政府又在数年中多次对其进行整治，特别是1974年的那次治理，使得野马河“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的局面得以改变。但在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由于上游森林植被大量破坏，造成大面积水土流失，因而让河床抬高并造成河水泛滥，致使3000多亩的良田好土被水打沙壅，每年都要给野马川镇带来几百万元的巨大损失。而与此同时，凭借粗锌冶炼和锌罐业的兴盛，野马川镇也曾一度跻身全省乡镇企业产值的“亿元乡镇”之列，并赢得了“导弹基地野马川”的美誉，然而也正因为铅锌业的发展，致使大量废弃矿渣倾入河中，这对已不堪重负的野马河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此后野马河更是野性十足了，令人提心吊胆。
以上生态恶化的问题，把毕节地区的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拖入了困境。八十年代以来，毕节地区的粮食总产一直在100万吨左右徘徊。1984年是个好年景，总产量也只有121.35万吨，农业人均占有量仅239公斤到1985年下降到91.24万吨，农业人均占有量下降到178公斤，1987年也只恢复到112.5万吨，农业人均占有量也只恢复到217公斤。农业上不去，也影响到其它产业的发展，全区商品经济极为薄弱，市场机制极不发育。如前所述，1987年，全区农业人均纯收入只有182.4元，约有300余万人，60余万农户末解决温饱，还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
毕节这一区情，决定了毕节试验区独特的宗旨和使命。试验区建立之初，胡锦涛同志就强调试验区要重点解决起步阶段的问题，而不是提起飞方案。特区、开放区是解决经济起飞、先富起来的问题，而毕节试验区则是要加速开发扶贫、实现生态良性循环，从根本上改变贫困面貌、解决贫困群众的温饱问题。通过反复酝酿和科学论证，确定了以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三大主题为内涵的发展模式。通过开发扶贫探索经济建设、生态资源和社会发展的有效整合，通过生态建设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通过人口控制促进人自身的全面进步，根本目的是要在全面、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实现毕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胡锦涛同志非常重视以创新的思路开展试验区的工作，他指出：“牢牢把握扶贫开发、生态建设这个主题，就要针对全区有300万农村人口温饱问题没有彻底解决这一现实，采取一切有利于摆脱贫困、落后的政策措施，加快资源开发，加速劳动力转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逐步实现绝大多数农民脱贫的目标。要针对全地区水土流失面积已占总面积一半以上的现实，采取强有力措施，全面规划，综合治理，把生态建设和经济开发紧密结合起来。尽快停止人为的生态破坏，并逐步走向生态的良性循环。如果这两大目标都能如期实现，那就表明试验区的改革试验是成功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这一明确的发展思路，包含了科学发展的核心内容，为毕节试验区的长远发展指明了方向。
为了加快试验区的起步，推动三大主题的试验实践，经研究决定编制试验区发展规划。1988年9月12日贵州省人民政府组成毕节试验区赴京汇报团，向国务院及有关部门汇报毕节试验区的工作，同时请求中央智力支边协调小组帮助制定试验区发展规划。1988年12月7日，中央智力支边协调小组派出由钱伟长率领的专家组（作者注：专家组是1989年10月正式成立的毕节试验区专家顾问组的前身）奔赴毕节，与试验区发展规划编写人员一道，对《发展规划（初稿）》进行评审，并详细、具体提出了修改意见，经过数易其稿，制定了《毕节地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1989年4月28日，《规划》论证会在北京召开，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国家有关机关部委以及贵州省委、省政府、毕节地委、行署的160多人出席了论证会。论证组经过认真讨论认为：《规划》的指导思想明确。把“启动商品经济发展、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制止人为的生态破坏”摆在首要地位，作为近期的中心任务是正确的；《规划》的目标切合实际，充分考虑了毕节地区的自然、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实际条件，并确定了分期实施的步骤，是可行的；《规划》的实现，对贵州乃至整个岩溶贫困地区改变面貌、治穷致富、改善生态、振兴经济，将起到积极的探索作用。这部凝聚了中国共产党人和各民主党派专家学者智慧的《规划》，是指导喀斯特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部力作，在毕节试验区的巨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加快和深化改革的试验区
1988年6月毕节试验区成立之时，正值中国共产党十三大召开不久。胡锦涛同志在试验区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建立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的设想，是在学习贯彻十三大精神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是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的产物。”
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三大，中心任务是加快和深化改革。大会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大会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客观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这个阶段的任务是，逐步摆脱贫穷、落后，由农业人口占多数的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国，逐步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工业国；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变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
十三大召开之后，中共贵州省委发出了关于认真学习党的十三大文件的通知。通知要求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要从我省多民族贫困落后地区的实际出发，把深入学习文件同回顾总结九年来改革开放的实践结合起来，同深入对国情、省情的认识结合起来，同正确理解已经和将要出台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措施结合起来，同具体实施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结合起来，同不断总结贯彻十三大精神过程中出现的新气象、新经验结合起来。”
建立毕节试验区是贵州省委贯彻落实党的十三大精神，坚持以改革统揽全局，探索解决贫困问题新途径的一个重大举措。试验区不同于一般地区，必须不断深化改革，致力于制度创新和机制转换，大胆探索和试验一套有利于调动群众积极性、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特殊政策和新体制，坚决革除那些束缚生产力发展、压抑群众积极性的东西。通过试验，努力创造和形成真正适合本地区特点的充满生机活力的新体制。正如胡锦涛同志所指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的试验区，首先必须是加快和深化改革的试验区，要实现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必须改革束缚商品经济发展的僵化体制；要实现救济式扶贫向开发式扶贫的转变，就要改革扶贫方式和扶贫工作；要实现生态恶性循环向良性循环的转变，就要以改革的精神推进生态建设。因此，改革是加快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是开发扶贫、生态建设的动力。”
1、改革束缚商品经济发展的僵化体制，实现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
在毕节试验区建立之初，毕节地区商品生产有所发展，但市场发育程度低，农村大片地区分工分业刚刚开始，有的甚至尚未开始。胡锦涛同志说：“我省的生产发展水平低，不仅表现在人均生产水平上，而且表现在商品化的程度上，商品经济不发达，在农村仍然是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占主体，这也是我省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这方面毕节地区恐怕就更为突出，因此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任务就更加艰巨。”
应该说，毕节地区具有发展商品经济的自然条件。毕节地区位于滇东高原向黔中山原丘陵过渡的倾斜地带，最高海拔2900米，最低海拔457米，高原山地面积占93.3％。地势西高东低，切割强烈，岩溶地貌与非岩溶地貌交错发育，垂直差异显著和类型多样的地形地貌，为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奠定了自然基础。但是，由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统购统销政策，毕节地区最能够获得经济效益的农副产品、畜牧产品、林副产品和原木，被视为资本主义的温床受到了限制，一些早年可以换取现金的农副产品（生漆、猪鬃、桐油等），由于纳入国家统购统销计划，而无法获得合理报偿，致使农副产业日益萎缩。所有商业渠道全部纳入国家统购统销范围，原有的集市贸易被完全窒息，从业人员退出市场活动，被迫转向大集体农田靠工分过日子。毕节地区处于封闭的自然经济状态，靠自己生产的有限粮食勉强糊口。改革开放之后，由于计划经济的余波仍然存在，毕节的畜牧业和林副产业一直处于国家统购统销之下，零星出售也需要交纳较重的特产税，毕节各族群众可以凭借的生财之道无法开通，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试验区启动前夕。
试验区启动之时，就把改革所有制关系，发展商品经济，启动市场机制，作为改革试验的重要内容。在当时编制的《规划》中，列举了五项主要试验内容，其中前两项内容为：一是充分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建立宏观控制下的市场型经济运行机制；二是充分发挥多种经济成份的功能，大力发展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联合经济。
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启动市场机制，已经作为试验区建设的重要指导原则确定下来。但是能不能取得突破性进展，首先有一个政策引导的问题，这一方面在当时初步得到了解决。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继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国家相继出台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政策。这些政策，为试验区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奠定了政策基础。例如，早在1980年9月27日，中共中央就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要充分发挥各类手工业者、小商小贩和各行各业能手的专长，组织他们参加社队企业和各种集体副业生产；少数要求从事个体经营的，可以经过有关部门批准，与生产队签订合同，持证外出劳动和经营。要继续鼓励社员发展家庭副业，以活跃繁荣农村经济。”再如，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要改善农村商品流通，增加农民收入，只能主要依靠发展商品生产。按照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要求建立合理的生产结构，可以获得综合经济效益，合理的生产结构必须避免过去生产单一化的错误。各地在调整生产结构中，必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国家农委《关于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报告》通知中提出的‘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开展多种经营’的方针”等。
在国家宏观政策大背景下，贵州省委、省政府按照十三大加快改革的总方针，以贫困地区要实行更加优惠更加灵活政策的思路，针对毕节的实际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在试验区成立大会期间出台了以下九项政策：《关于改进计划管理的暂行规定》、《关于鼓励行政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下基层、到企业的暂行规定》、《关于引进人才的暂行规定》、《关于税收管理权限的暂行规定》、《关于搞活金融的暂行规定》、《关于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的补充规定》、《关于推动横向经济联合的补充规定》、《关于鼓励外商投资办企业的优惠办法》、《关于改善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暂行规定》，1988年底出台了《关于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办企业的决定》，这些政策在当时发挥了较好的政策效益。例如，《关于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办企业的决定》，在当时属于突破现行政策框架的试验区特殊政策。这一政策，对于毕节地区打破城乡二元经济格局，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促进开发扶贫等方面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在制定更加灵活更加优惠政策的同时，试验区还注重引导企业和有关方面把注意力放在深化内部体制改革、激发内在活力上。开发扶贫、生态建设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难度很大，要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作为检验改革试验的根本标准，坚持在改革中试验，在试验中改革，以最终实现企业组织结构合理化，经济运行市场化，宏观管理间接化，形成市场型经济运行机制。试验区建立之初，对体制改革提出了具体的措施和安排，主要有：一是要改革计划、财政、信贷制度。从单纯依靠银行信用转变为既充分发挥银行信用职能，又积极发展和活跃地方与民间信用，缓解资金供求矛盾。二是要以发展生产力为标准，协调条块关系，强化区域决策，用足、用好、用活试验区的各项优惠政策，加快试验区的建设步伐。三是要调整所有制结构。以乡镇企业为突破口，放手发展个体、私营和联营经济，除在资金、技术、物资、场地等方面给予必要的扶持外，还要制定法规，保护个体、私营经济的合法权益，以形成全民、集体、个体、联户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所有制格局。四是要深化城乡生产领域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完善、发展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基础上，企业积极试行股份制经营，推行企业兼并、优化生产要素组合。农村改革，要在进一步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在有条件的地方，推进适度规模经营，大力发展庭院经济，提高资源利用率，引导农民转产转业。五是要加快流通体制改革步伐，按照多渠道、少环节的要求，逐步建立有调控的市场体系。实行国家、集体、个体一起上的方针，大力发展个体、集体商业，扩大流通渠道；在建立和完善劳务、技术、资金、生产资料、土特产品等专业性市场的同时，逐步开辟产权转让市场；并从试验区地处川、滇、黔三省交界的特点出发，逐步建立三省结合部的区域性共同市场；充分发挥毕节烟草、煤炭、有色金属产品，林、果、药、茶等商品的优势，积极创造条件，开展自营出口业务；制订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和个人经营毕节的地方产品，促进毕节商品生产的发展，等等（参见《规划》）。这些改革措施思路清晰、方向正确，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正式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可见，毕节试验区的改革试验内容既有可行性，又有前瞻性和预见性。
在毕节试验区建立之初几年，根据已确定的改革政策措施，对旧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进行了大胆改革和突破，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在以后一段时期内，以改革促发展的思想有所削弱，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员的变更，省直有关部门对毕节试验区在政策、资金等方面的扶持力度下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试验区功能的发挥。到“九五”时期，国家提出了实现“两个根本转变”的方针，即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1995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九个五年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要靠经济体制改革”，要形成“有利于市场公平竞争和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运营机制”。在国家政策大背景下，毕节试验区和全国一样加快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在“九五”时期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体制。
2、改革扶贫方式和扶贫工作，实现由救济扶贫向开发扶贫的转变
由于大面积的水土流失、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加上科技文化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丰富的资源得不到开发利用，毕节地区形成了难以在短期内治愈的“贫困综合症”。改革开放之后，从1978至1985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1.25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毕节地区群众的生产生活仍然十分艰难。1985年国家划定贫困县时，毕节全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仅151元，农民人均占有粮食178公斤。8个县中有6个县被划为贫困县，共有贫困人口412.28万人，占农业人口的80.83％，其中，6个贫困县有贫困人口372.54万人，占6县总农业人口的91.92％，被国家划入乌蒙集中连片贫困地区。
扶贫济困是我国政府一贯坚持的方针，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体现。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提出了要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带动其他地区经济发展的思想。同时，他也强调：“在西北、西南和其他一些地区，那里的生产和群众生活还很困难，国家应当从各方面给以帮助，特别要从物质上给以有力的支持。”1986年国家启动了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开发扶贫事业，这是国家协调区域发展的一个重大举措，也是我国扶贫工作一个质的飞跃。在新中国成立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政府扶贫的主要形式是救济式扶贫，即通过民政部门和集体经济组织，对农村的贫困群体给予救助，其基本功能是保障生存，毕节地区曾是国家救济的重点地区，有相当一部分贫困群众需要靠国家的救济生存。1986年以后，国家根据贫困群众中有相当一部分具有劳动能力，在家庭承包经营的体制下可以通过扶持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客观实际，把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放在第一位，提出了开发式扶贫的方针。
开发式扶贫与救助式扶贫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强调通过扶持，使有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众获得发展能力，走向自尊、自重、自立、自强的道路，而不是走向“贫困依赖”。因此，在推动开发式扶贫的过程中，政府始终提倡不等不靠，动员群众在接受政府扶持的同时，实现自我累积和自我发展，积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开发扶贫是着眼于解决贫困地区的发展问题，从而使这些地区从根本上摆脱贫困。在20世纪80年代初，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谈贫困地区发展战略时说：不同地区间发展速度差距很大，“现在的问题是，假如我们不做工作，那差距只会越来越大。有人说，少数民族生活苦，我们拿点钱给他们就行了。我过去也是这样想过，看他们没裤子穿，就做裤子给他们，看他们没饭吃，我们送米、送粮。当时这样做是对的，使我们建立了感情。可是现在光靠这个不行！少数民族问题不是一个救济问题，而是一个发展问题。不是我们去养活少数民族，而是要让他们自己能站得起来。”在试验区成立之前，毕节地区经过连续三年的开发式扶贫，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仍有50%的农村人口尚未解决温饱问题。如何以开发促发展、建立开发扶贫的有效制度和措施，寻找从根本上摆脱贫困问题的新途径，是毕节试验区成立之初面临的艰巨任务。
试验区启动之时，在创新扶贫工作体制、改革扶贫工作方式进行了安排和部署。例如，切实加强扶贫资金的使用管理，试验区建立扶贫开发总公司，负责资金管理、项目评估和工程验收等，提高投资效益。在扶贫资金的总构成中，扩大信贷扶贫和以工代赈资金比重，降低财政负担。再如，把开发扶贫和生态建设、人口控制结合起来。在抓开发扶贫的同时，注重生态治理，实施了一大批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治理生态环境的项目。又如，积极开展科教扶贫，切实把扶贫开发工作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改革教育、科技体制，以强化基础教育、职业教育为重点，调整教育结构，搞好智力开发，为试验区发展规划的实施逐步增加较高素质的劳动力和科技、经营管理人才；改革科技管理体制，逐步实行政技分离，搞活科技机构，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搞好星火技术密集试验区的试验，以点带面，推广先进适用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还如，进行横向的经济联合，以开放促开发，汇聚扶贫开发的社会力量。敞开试验区大门，实行全方位开放，发展大跨度的横向联合，积极引进资金、技术、人才。广泛联系社会帮扶，不断拓宽扶贫领域，等。（参见《规划》）
这些促进开发扶贫的制度改革和政策措施，增强了贫困群众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和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能力。从其后的实践看，毕节试验区成立后的前15年，信贷扶贫资金累计投放8.04亿元，以工代赈6.82亿元，财政仅投入2.19亿元。采取倾斜式投入方式，保证试验区产业政策的实施，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逐步建成一批支柱产业。到2000年，毕节试验区整体上越过了温饱线，为实现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作出了贡献。
3、以改革的精神推进生态建设，实现生态恶性循环向良性循环的转变
自20世纪70年代起，生态环境急剧恶化逐渐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我国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生态环境问题也开始凸现。1981年，国家曾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决定指出：“环境和自然资源，是人民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物质源泉。管理好我国的环境，合理地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是现代化建设的一项基本任务。长期以来，由于对环境问题缺乏认识以及经济工作中的失误，造成了生产建设和环境保护之间的比例失调。当前，我国的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生态平衡的破坏已相当严重，影响人民生活，妨碍生产建设，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突出问题。”20世纪80年代的毕节就是生态环境恶化的典型地区。
试验区成立之前，毕节地区严重的生态灾变不仅使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难以持续，而且严重的水土流失还危害下游地区。据统计，毕节每年水土流失所发生的土壤侵蚀量，约有三分之一的泥沙经乌江注入长江，乌江渡电站水库运行4年的坝前淤沙厚度已达30米，为设计50年泥沙淤积量标准。当时国家正在规划“三峡工程”，水土流失造成的乌江水库淤塞引起了工程技术界的高度关注。党和国家非常重视岩溶地区的生态建设，1986年9月和1987年10月，国务院在广西南宁先后两次召开滇、黔、桂（简称“三岩”地区）农村经济开发研讨会议。在第二次会议上提出了“三岩”不治、两江难清，必将对长江、珠江中下游这两块中国最富饶、最有开发活力地区的长足发展造成不可估量的恶劣影响的论断。
在岩溶地区进行生态建设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事业。生态环境十分脆弱甚至是十分恶劣的岩溶山区，本应禁止人的大量索取，让其充分休养生息。但是，在我国这些地区恰恰又面临着解决众多人口生存需求的压力，承受着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双重压力。毕节地区作为典型的贫困岩溶地区，生态环境不仅存在先天脆弱的劣势，而且后天破坏严重，且因为经济短缺的制约而难以治愈。生态恶化和人口膨胀、经济贫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难以遏制的恶性循环。在毕节这样的贫困岩溶山区进行生态治理和生态建设，不论国内还是国际都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必须以改革创新来进行。专家顾问组常进时教授在1997年毕节试验区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曾谈到这个问题，他说：“我到国外去，除本身的业务工作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兼顾内容就是了解外面喀斯特地区是怎么样开发，怎么样利用和怎么解决其自身发展问题的。实际上，现在国外有很多国家，像中欧地区的奥地利、捷克、南斯拉夫都明确规定喀斯特地区不能种地。我们这地方不但要种地，而且还要向土地索取几乎超过它承载能力的收获，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于是出现毁林、毁草、陡坡开荒、水土流失、生态恶化的后果。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中国人能解决，这就是创造。现在这个问题实际上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在还处农业社会的一些国家，确实有重要意义。”
在试验区成立之初，就把生态建设放到突出重要的位置，把能否尽快停止人为的生态破坏，并逐步走向生态的良性循环，作为评判试验区成败的一个重要标准。要求各级干部对“生态环境恶化的现状，要有危机感和忧患意识，以对子孙后代负责的精神树立从长计议的战略观点。”试验区启动之时，积若干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进行生态建设、变生态恶性循环为良性循环的思路和具体措施，例如，对毕节地区的农业生态环境建设，提出要着眼于发挥农业生态系统整体功能，把恢复和维护生态环境与利用资源结合起来，把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结合起来，以短养长，草灌乔结合，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因地制宜，实行以退耕还林还草、植树造林、新种植茶叶和改造老茶园、增加草场面积的植物措施，进行坡改梯、建囤沙工程、修河堤和防洪排涝沟、建人饮灌溉两用水窖、搞好现有水利工程设施的续修配套等工程措施，大力推广旱地分带轮作多熟制、地膜覆盖栽培、“三杂”良种和扩种绿肥等耕作措施相结合的治理办法，按流域、划片区、分缓急，按工程项目的程序进行治理；搞好农田基本建设，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治好山上保山下，山下增收保山上，达到以退促进，稳步发展的目的。再如，对于防治工业污染，提出要努力减少现有工业、乡镇企业和城镇群众生活的“三废”排放量，逐步治理老污染源，预防产生新的污染源，对倒天河毕节城区段进行综合治理，对土法冶炼硫磺、土法冶炼焦煤、土法冶炼白锌进行技术改造。又如，提出要立足于长远和当前相结合，生态建设和开发扶贫相结合，通过大力发展烤烟为主的经济作物和庭园经济，大力发展以开发本地资源为主的乡镇企业和各种私营经济，促进农村富裕劳动力转产转业，纠正部分农民毁林毁草开荒，破坏生态环境的错误作法，引导其发展商品经济，增加现金收入，实行以工补农、以商活农、以短养长、长短结合，等等。（参见《规划》）毕节试验区在生态建设领域从事大小试验很多。对水土流失的小流域，采用以工代赈、劳动积累工时的手段，运用生物措施、工程措施和耕作措施相结合，进行山、水、林、田、路、电等的小流域综合治理；对新造林地、疏林地，合理种植经果林和适生的经济作物，以求短养中、中保长等，都取得了良好的试验成果。在一个贫困地区如此重视生态建设，并制定完整的方案大范围实施，可以说在世界上还没有先例。
结束语
20多年来，毕节试验区坚持变救济式扶贫为开发式扶贫，寓生态建设于经济开发中，以生态建设促进经济开发，开始走出了经济贫困、生态恶化、人口膨胀的恶性循环怪圈，逐步实现了人口、生态、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主要表现在：综合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农村贫困状况有较大改善；生态建设成效明显；人口的过快增长得到有效控制；基础设施和重大工程项目建设成就显著；人民生活改善；社会事业全面进步。毕节试验区的建立是成功之作、民心之作，贯穿了科学发展的探索与实践，充分体现了胡锦涛同志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的伟大情怀，放眼未来、勇闯新路的进取精神，突破难点、推动全局的战略眼光，海纳百川、合力攻关的宏伟气魄，深入群众、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发展，毕节试验区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日益凸现。
1、在贫困地区开展改革试验的大胆探索。毕节试验区的建立是一项富于革命胆略和远见卓识的战略决策。解决贫困与生态恶化互为因果，并伴随人口剧增而愈演愈烈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带普遍性的难题。选择在贫困省中的贫困地区作为农村改革试验区，探索岩溶连片山区摆脱贫困、发展经济的正确道路，需要极大的胆识、勇气和毅力。这种知难而进、奋发有为的精神，不搞形式主义、不人为制造样板的求实作风，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依靠人民改变贫困面貌的坚强决心和领导能力。国务院贫困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其称为“具有国际意义的小试验、大方向”，是“贵州省扶贫工作的一项创举，对我国贫困山区来说，这种做法具有普遍意义。”
2、贫困地区科学发展之路的先行探索与实践。毕节试验区以三大主题为内涵的改革试验，包含了科学发展的核心内容：一是较早地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思路。生存与发展、人口与资源矛盾的日益尖锐，使人类不得不思考新的发展战略。1992年的“世界环境发展大会”所确立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人类发展史上的重大创新。而胡锦涛同志以敏锐的洞察力站在历史的高度，走在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前列，在1988年便确定了改革试验要把人口、生态环境、资源开发同摆脱贫困、发展经济结合起来，着力扭转“越生越穷，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既包括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也为毕节地区指出了正确的发展道路。二是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发展主体的积极因素，激发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力。在指导和领导改革试验过程中，胡锦涛同志着重强调：深化改革，最根本靠谁？还是靠广大群众，他们是改革的主人。对于在改革开放中涌现出的商品生产经营者和企业家，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他们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带头人，是新生产力的代表。一定要正确对待他们，充分肯定他们在改革和发展商品经济中的开拓精神”，要发挥“能人效应”带动周围群众，以形成有利于改革探索、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良好社会环境。这些重要思想，明确回答了改革发展要相信谁、依靠谁的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运用和发展。三是强调以人为本的发展，使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惠及各族贫困群众。早在试验区建立之初，胡锦涛同志就明确指出，毕节试验区必须坚持以改变贫困面貌，解决温饱问题为目标，并把能否如期实现绝大多数农民脱贫的目标作为衡量试验成败的首要标准，这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观。
3、注重发挥中国基本政治制度的优越性，推进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在试验区建立之初，胡锦涛同志即商请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各民主党派中央等帮助毕节选择正确的发展道路，表现出了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和开拓创新的精神。20多年来，中央统战部、国家有关部委坚定不移地牵头组织各方为毕节试验区的发展献计出力，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中央智力支边协调小组暨支援毕节试验区顾问组埋头苦干、辛勤耕耘，指导和帮助毕节不断解决经济社会中的重大问题，使整个帮扶工作呈现出强烈的系统性、组织性和长期性。毕节试验区的成功实践，既表达了共产党人和各民主党派肝胆相照、共谋发展的共同愿望，又拓展了多党合作的内容和形式，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优越性。20年来，毕节试验区紧紧抓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开展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多党合作共同促进发展的体制、机制，为提高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化水平，进一步完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程序积累了经验，推进了在基层层面开展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实践，对充分发挥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政治制度的优势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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