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红是一个和李氏家族渊源甚深的女人，她还拥有一个别名“李永红”。

　　作为李鸿章故居的大管家，程红在合肥最繁华的淮河路上一走就是十年的时光。

　　程红：合肥市文物管理处处长，李鸿章故居陈列馆馆长

　　7月27日，合肥街头细雨霏霏。街上的人们依旧行色匆匆。

　　在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的掩映下，一座曾经风光无限、几经历史变迁的古宅安静地等待着前来参观的游人。

　　推开两扇高大厚实的朱漆大门，一步便跨越了上百年的历史。

　　程红，在合肥最繁华的淮河路上一走就是十年的时光。十年里，她作为李鸿章故居陈列馆的大管家，心中承载了太多关于李鸿章、关于李府管理的故事。当然，她的人生中，精彩的故事远不止管理李府这一件。

　　程红非常讲求细节，她思维敏捷，言辞洒脱，即使在说起过去历险的故事时，她也尽量淡而化之。

　　文物是历史的佐证

　　李鸿章故居是在1999年9月27日正式对外开放的。在这之前的18年里，程红有着谜一般的故事。

　　作为一个曾经参与过考古工作的女人，程红身上有太多神秘的东西等待着启开。因为在大多数人眼中，类似《探索》的节目让本身极具神秘色彩的考古过程更添危险、刺激、紧张的气息。

　　“其实考古也不是你们想象中那么神秘的，考古实际上就是审视古人生活的一个过程而已”。

　　程红在说到那段风餐露宿、时刻充满危险的生活时，神情自若。但如果细细观察，程红的手指关节较为粗大，这或许正是那段岁月她身上匆匆留在的记号。

　　由于父亲工作的原因，自小程红便对考古有着异于常人的兴趣。可是受限于自身的身体状况，程红一开始做的只是在馆内整理资料等一些室内工作。

　　一次求学的经历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1985年，在安徽大学进行了两年的考古脱产学习之后，程红开始了不曾企及的文物发掘工作。

　　基层的考古工作却远没有人们想象中那般精彩。“我们做的都是一些基本的考古工作，很多事情要自己去协调处理，那些电视上能看到的国家大型项目前期基本上都协调的很好了，只要安心挖掘工作就可以了。”

　　当然，基层工作并不代表着没有收获。由她经手发掘的墓葬有上百座，现在合肥市的国宝级文物、合肥的镇馆之宝便是经由当年初涉考古工作的程红之手挖掘出来的。

　　“那是一次非常令人惊喜的考古工作，一生能有一次就很难得了。发掘来的张谷墨和朱觐墨从某方面来说佐证了我们的历史。”十几年后的今天，程红仍能回忆起当时的若干细节。

　　1987年，合肥城南乡的一农户在家后院挖鱼塘时，“一不小心”挖出了一个后来被鉴定为北宋的墓葬。正巧这一幕被来往上学的孩童们发现，并几经周折报告到了合肥市文物管理处。

　　“我们一接到消息就连忙赶到现场”，程红回忆道，当时他们就趴在地上一点点的用工具将旁边的泥土扒开，当墓葬打开的那一刻，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棺内陪葬品极为丰富，有笔、墨、砚等许多文房用品和生活日品。

　　尤其是当时并不起眼的两块墨，经过反复的鉴定和查阅史实资料，证明了是宋代的制墨大师的杰作。这些原先只在书中记载的，终于在现实中找到了印证的实物。墨是融于水的，在棺内泡了近九百年还完好无损，从而更验证了大师的非凡技艺，在国内实属罕见。

　　考古是现代人窥看历史的过程，其间的危险使这份工作更具传奇性。

　　程红的父亲是安徽考古界的翘楚，一次在文物挖掘中，由于当时没经费，直达墓底的开口很小，程红的父亲下去刚把几个鼎抱上来之后，四米高的土方瞬间就坍塌了下去。

　　父亲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在程红的脑海中定格的时间并不长，很快，她又开始了新的冒险之旅。

　　“要说没危险是不可能的”，程红的经历中被铁钉直穿脚底的事情并不鲜见，“可是我既然选择了这行，有些事就不能惧怕了”。

　　文物的利用固然重要，但是，如何保护文物更是历史能否薪火相传的关键所在。在记者的采访中，就碰巧遇到一家单位因为破坏文物而上门领罚。

　　原来，这家单位在施工过程中，破坏了地下二座西汉的古墓，足以令人扼腕叹息。

　　“我们的本意并不是在于罚他多少，埋在地下的文物自己烂掉了，没有办法。可是，事隔2000多年的我们用挖堀机把它给挖掉了，就太可惜了。这是我们对历史的负罪啊！”程红在讲起这件事时，心痛远胜于愤怒。

　　李府是被我们说出去的

　　十年前重修李府故居，最困难的不是建筑上的修复，而是人们心中对这样一个复杂人物的评价及认可度。

　　“我每天焦虑的都是如何还原这样一个饱受争议的人物。十年前，做这个工作远比今天困难的多。”

　　李鸿章故居修建于19世纪末。当时的人喜欢用“李府半条街”来形容李家恢弘的气势。李鸿章故居保留了晚清建筑的风格，占地2500平方米，建筑面积1900平方米，前后共五进，是合肥市现存规模最大的名人故居。但令人遗憾的是，风雨飘零，几经变迁的李府，现存的规模已不到原来的十二分之一了。

　　1985年，合肥市文物处在一片民房之中发现了李府。“那时哪像现在这样啊，都是百姓住的房子，到处搭的都是小棚子”。1998年，李府故居被列为安徽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且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复。政府积极的保护在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下是一种大胆的举措。

　　那时的程红整天忙于的是文物的收集和整理工作。每天的必修课即是参阅有关李鸿章的书籍和史实资料。

　　她花了三个月的时间遍访李鸿章的足迹，北京、天津、南京、上海、威海、保定，只要是李鸿章驻足过的地方，程红一一慕名而去，试图将关于李鸿章的信息全部收录。“当时我找的最多的是学者和李鸿章的后代，这样收集的资料才是全面的，客观的，而且真实度高”。

　　“李府几乎是被我们说出去的”，刚刚对外开放的李府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名气，程红和她的同事硬是靠着自己的嘴将李府“说”了出去。

　　当时的情况下，所有的讲解词都是现场串词，“一年多，我们天天研究的就是李鸿章，根本不要写下来，全在这，脑子里”。当时没有解说员，李府的所有工作人员轮番上阵进行讲解，直到现在，遇到人手不够或者重要客人来访时，程红依旧会亲自上阵。

　　从合肥及周边地区开始，李府的名气慢慢打响，每年春节的时候，李府都以半价迎人，让更多的人能够领略李府的魅力。

　　李府对外开放的十年里，已经六次展陈了。“这和酒楼经常装修是一个道理，要经常给游客新的感觉” 。相比之下，国内部分博物馆数年甚至是数十年不变的展览只能令人徒增遗憾。

　　“我们是不会涨价了，条件成熟了，我还要降价，总不能把参观者往外推吧。”在众人眼中，程红很有商人精明的特质，“都说我是做生意的”。由于李府在经营上是自负盈亏，程红身为大管家便想方设法努力经营好这来之不易的产业。

　　在李府中“不管平时还是来领导检查都是一样得干净”。程红的要求很高，地面每天都必须打扫干净，桌椅上不能留下任何的灰尘。

　　曾经的一个评选结果显示，李鸿章故居是众多游客来合肥旅游的首选之地，除了故居主人自身的号召力，严格的管理，珍贵的馆藏都有着十足的吸引力。

　　从开门迎客时的26万元，到现在每年200-300万元的门票收入，李府增添的不仅仅是人气，更是寄托了人们对这位曾经最受争议历史人物的理智态度。

　　李鸿章是晚清悲剧人物

　　“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在中国的历史上，李鸿章是个难以盖棺定论的人。人们常感叹时不我与，李鸿章更悲于时不与我。

　　梁启超曾这样评价，“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作为权倾一时的人物，晚清中国四十年的命运都与李鸿章休戚相关。

　　在程红的眼中，李鸿章的一生是晚清社会不可避免的悲剧。难怪连梁启超都感叹于：“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1901年9月27日，在中国历史上，这是个风云诡谲的日子，李鸿章带着无尽的遗憾，走完了他78年的人生历程。在他咽气前一个小时，俄国公使还站在他的床头逼迫其签字。为了大清与洋人争辩了一生的李鸿章此刻已不能说话，临终时“双目犹炯炯不瞑”。

　　“李鸿章其实很着急，他是很了解国外的人，所以他更清楚清政府的落后与腐朽，但是他毕竟是封建官僚，实际上他还是想把清政府往上拉的。”

　　研究了十多年李鸿章的程红在谈到他一生的遭遇时有很多话想说。

　　李鸿章师从曾国藩，以镇压农民起义起家，他的顶子上沾满的是太平军和捻军将士的鲜血，然而，他出洋访问，创办中国近代企业，詹天佑等人都是由他送出国门的。更让中国人难以释怀的是，他曾代表清政府谈判并最后缔结的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但如果将所有的错都归结在李鸿章身上，那实在是最天真的误判。

　　“实际上，李鸿章在签《辛丑条约》时，心里是非常不愿意的，他接到旨意后用了很长时间才到北京，一路上都在慢慢的走，反映了他内心的挣扎，但这时候的他也没办法了，只能去签约。”

　　程红还有一个名字“李永红”，这是按照李氏家族的族谱辈分传下来的名字。

　　1999年，当她来到上海时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李氏家族的人住的都很近，但是很少来往。

　　经历过近代种种历史变迁、政治波动的李家后人，似乎在政治方面特别的敏感，“怕站错了队伍”。程红的出现让他们意识到“政府都来找我们，应该没事了”。正是这样的机缘巧合，让曾经四散的李家后人又找到了团聚的机会。

　　“我现在和李家人的关系很好，我告诉过他们有机会一定要来合肥，这是你们的根”。

　　也许在条件成熟时，李家后人可以积聚合肥，分享一下阔别许久的家族情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