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联合早报》：中国城市里的“新失业群体”

这是在中国一个逐渐成型，却还未被社会关注的群体——失业或半失业的大学毕业生。他们多数就蜗居在城市边缘的农民房，或是住在城里生活属于低档次的“城中村”。

他们多是来自外地乡镇的毕业生，多数没工作。很多人就连投资在教育上的成本也收不回来，有些每月还能找几百块钱过日子，生活恶劣还能忍受，但前途茫茫是最大的失落。

北京《格言》杂志编辑李东辉，是一名较幸运的“８０后”，他说这个群体与社会无法协调的最直接原因，是他们都想留在北京，并对北京存有过多期盼。事实上，地方也需要大学生，只不过“留在首都”的意志牵涉到知识分子对城市的种种向往，这也是年轻人朝向现代化的必然心态。

在北京处于“半失业”状态的“８０后”毕业生韩松说，不愿留在地方有其道理，他们大学的企业管理系学生只能被安排到省里几家大宾馆当服务员，身为大学生，干的活儿却是在劳务市场的求职者都能做的，心里很难平衡。

他们不是普通的“新游民”，一些关注他们的社会学家将其称为“新失业群体”，目的是有别于当年国企改革时出现的大批“下岗工人”。这一批人，与上世纪８０年代在北京中关村凭科技创业的那一代精力与理想皆饱满的群体，也不一样。

２０００年时中国高校大幅扩招，使得毕业生人数激增，每年中国都有上百万人无法实现当年就业。虽说经济转型刺激市场发展，但用人单位不断抬高录取资格，明明是专科生能做的事要求本科生来做，明明本科生能做的事要求研究生来做。加上多数高校所设学科没跟上新市场需要，因此这个群体受挫也更多。

其实中国也有鼓励年轻人创业的优惠措施，比如首年免税及申请注册有绿色通道等，但应者寥寥。其中除了经济成本问题，不少大学生仍有应凭借本科专业择业的传统观念，这就缺乏与新市场呼应的“改行”灵活性，对创业的信心也难以坚持。

这是一个不能也不该被忽略的群体。北大中文系教授张颐武注意到，这个群体中的很多人就是所谓“网络暴民”的主要构成者。张教授说，“他们多数是３０岁以下，面临着发展瓶颈和成长不足等现实压力的年轻人，感觉自己在激烈的全球化竞争中不具优势，因此才形成这种焦虑与难堪境地。”

另一名北大教授钱理群除了以“游民”来形容这个群体，更指出，“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堵塞了农民子弟向上流动的渠道，而城市取向的教育却又使得他们远离土地。即使这时候他们被城市抛出，也回不到土地上去。他们只能成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游民，并迅速被‘流氓意识’支配，他们身上正出现着道德底线的大失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