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华早报》7月6日文章：政策可能比文化更加推动储蓄（作者 迈克尔·佩蒂斯）

随着美国储蓄的增加给中国的低消费造成无法承受的压力、导致中国出口其生产过剩的能力出现崩溃的风险，有一个问题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那就是：为何中国家庭将收入的如此大一部分用于储蓄。

似乎每个人都知道答案。许多人坚称，中国家庭进行储蓄是因为儒家文化鼓励为了将来而节省。储蓄在文化上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人的精神。

其他人则说，这是因为中国脆弱的就业和医疗保障网络。因为他们不能指望官方的授助，中国家庭必须存下他们收入的很大一部分，以备突然的医疗或者万一失业时使用。

还有一些人强调，经过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的灾难性政策造成的破坏，中国人变得对未来极度谨慎。他们用储蓄来保护自己，以免遭遇危险的将来。

这些“文化的”回答都很容易理解并且十分吸引人，因为它们似乎有着符合直觉的意义。但它们都不能令人满意。

比如儒家文化的说法。许多“儒教”国家似乎都有着高储蓄率，甚至中国裔的美国家庭也往往比普通美国人的储蓄率要高。

但他们忘了大多数的美籍华人是新近的移民，而大多数移民在到美国之后的最初几代人中都有着高储蓄率。无论如何，儒家学说只是在20世纪70年代亚洲经济开始迅速增长之后成为了对亚洲的高储蓄和高强度工作理念的一种解释。

在此之前，当亚洲的儒教国家遭受长期的赤贫和低储蓄率时，那些试图对亚洲的无能作出解释的社会学家们无疑认为儒家文化本身包含着错误的价值观。结果证明，儒教能解释一切，从贫穷到经济的迅速发展，从谨慎的行为和高储蓄到赌博和堕落。这种灵活的解释良本就不是解释。

那种认为中国人因为缺乏社会保障网络而进行储蓄的观点呢？这种论点也有问题。如果世界上大多数没有社保网络的国家都有着高水平的储蓄，而大多数有着健全社保网络的国家都是低储蓄，那么这种观点还有点价值，但哪怕随便看一眼世界就会发现这种说法是多么靠不住。

“动荡的近期历史”的解释也同样如此。拉丁美洲、东欧和非洲的许多国家有着更加混乱的近期历史，但仍然有着低储蓄。事实上，在这些国家，低储蓄率经常被归咎于他们的历史。

我们喜欢用那些从直觉上来说简单而易于理解的答案来回答重要的问题，但这些答案并非总是正解。考虑另一种可能性或许更好，那就是，通过抑制消费或者推动生产，政府的政策可能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储蓄的增加。

将生产增长速度推至高于消费的任何政策都必然增加储蓄率。这是因为一个国家生产的所有东西要么被储存起来，要么被消费掉，而如果生产的增长高于消费，储蓄就必然上升。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金融体系本身可能是高储蓄的一个重要原因。通过将存贷款利率压得很低并因此有效地将中国家庭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于资助生产者，企业生产增加了，而家庭消费受到了限制，结果就是储蓄的增加。

被低估的汇率同样扮演了资助生产者以及对消费“征税”的角色，毫不奇怪，汇率被低估的国家都有着高储蓄率。

中国人储蓄有许多原因。文化和心理因素当然有关，但仅仅因为这些因素更易于理解并不意味着它们就是更好的解释，尤其当这些文化因素似乎既能解释一种行为又能解释与之相反的行为。

事实上，每个实行重商主义政策的国家都有过高储蓄率，包括“崇尚儒教”的亚洲大国和显然非儒教的20世纪初以前的美国。或许这些政策比那些文化因素更多地决定储蓄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