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发生事故时，显然很少有人会自发救助。一名挎着菜篮子的妇女被一辆小客车撞倒在地，她头上流血，轻声呻吟。１５名过路人围着她，睁大眼睛观看，无动于衷等着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难道中国人都冷酷无情吗？

当然不是。与西方人相比，中国年轻人对老人尤其对亲戚的责任感显然大得多。在现代中国城市中也是这样，一旦父母有困难，甚至那些看上去前卫、不羁的年轻人，也会突然变得很有责任意识。这时有很多事要靠自己打理，例如中国医院大多只提供医疗和住宿，其他所有一切都要靠病人的亲戚和自己来操办。

中国人对远房亲戚也有很强的责任感，他们仍然会按“亲戚模式”来思考，而西方人的亲戚观念早已被淡化。中国大城市之所以没有贫民窟，是因为新到的民工都可以在先到的家乡“亲戚”那里找到立足之处。

那么，中国人只对与自己有关系的人才有同情心，而西方人的同情心更多针对陌生人吗？四川特大地震后，全中国民众对灾区的大力支援，正好与这样的结论相反。这首先是民族凝聚力的问题。在中国我们可以明显看到，中国人对自己同胞的同情，明显超过对一名非中国人的同情。这种对本民族的纽历史情结和责任感，远远大于西方人。

除了官方宣传直接发挥的作用外，中国人拥有的数千年共同历史，也形成了独特力量。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那根看不见的、连接个人与民族间的红线更短。所以四川特大地震在中国更多牵涉到的是民族，而非个人。由于整个民族的根基受到震撼，所以人们更紧密地站在一起。

如果我们观察中国人一方面对民族，另一方面对家庭的纽历史情结，我们就可以发现，两者之间有一处“真空地历史”。对处于这一中间地历史的人群，中国人并没有引人注目的同情心。兴旺发展的中国竞争激烈，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状况。看来，中国人的警世格言是：在一个一切从头开始，１３亿人相互竞争的时代，一些人的同情心已被“畏惧掉队”的心理排挤，没有人愿意为一名陌生人承担风险。在这方面，中国人的同情心更具有达尔文“进化论”的特色。（作者　Ｆｒａｎｋ　Ｓｉｒｅｎ 译者　古雷 德国《时代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