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华早报》：外交战略为中国崛起铺路

20年前评说国际政局时，英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给中国的评价是严厉的。“在世界的主要大国里，中国是最贫穷的，也是战略处境最不好的。”他在 1988年的著作《大国的兴衰》中写道。

但是，肯尼迪教授预言，不出一二十年，这个处境不佳的发展中国家“必定将凭借自身实力被看作超级大国的候选者”。他还说：“但是，如果说中国遇到某种长期困难，当前领导人似乎正在逐步制定一套宏大的战略，比莫斯科华盛顿或东京正在使用的战略还要条理清晰而富有远见，更不用说西欧了。”

冷战财期：外部环境极其不利

在今天看来，肯尼迪教授的话听来可能没什么。但是，二三十年前，情况远远没有这么确定。改革开放前，中国首先必须摆脱极其不利的外部环境。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中国的外交和战略处境是全世界最差的。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朝鲜战争的记忆还未消退，坚固的中苏联盟又土崩瓦解，导致1969年发生一系列边境武装冲突。中国几乎与所有邻国都存在领土争端，和印度及越南打仗，与逃到台湾的国民党也恩怨末了。

在所有这些危机里，1971年的中美和解的确具有划时代意义。毛泽东与美国的战略结盟最初是为应对苏联的威胁。当时苏联入侵的可能性确实存在，中国的首要任务是消除这种威胁。

中美建交稳定了局势，使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大大降低。邓小平掌权后，北京准备重新评价全球局势，重新拟定大的战略。

改革开放：中国外交稳步进展

到1978年，中国领导人不再认为另一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或迫在眉睫。邓知道中国必须整理自己的全部资源，让国家摆脱贫困。这要求中国与所有邻国保持和睦。

上海政法大学的军事专家倪乐雄说：“中国终于意识到不会发生世界大战。邓认为中国将享受长期和平，中国必须利用这个机会扭转局势，让国家实现现代化。”

中国和美国1978年底宣布恢复正式外交关系。随后不久，邓成为首位访问美国的大陆领导人。中日关系也明显改善。东京后来成为中国的关键投资者、主要贸易伙伴和后来30年的模仿对象。1979年后的10年是中国和西方的蜜月期。

香港大学国际关系教授胡伟星说：“西方需要中国，对邓的改革充满好奇和希望。日本和美国公众都对中国有良好的看法。”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邓开始他著名的韬光养晦，并随即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直到今天。这种原则的主要精神是避免卷入有争议的问题，与邻国建立良好关系，集中力量通过发展贸易和外国投资增强实力。

80年代，中国在外交方面取得稳步进展。1984年，中国与英国就香港问题签署联合公报，伦敦同意1997年把香港归还给北京。

但是，中国与西方的蜜月很快结束。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阵营解体，美国成为惟一的超级大国。

北京积极与东南亚国家发展关系，向他们保证中国将成为一个温和的强国。与此同时，俄罗斯与中国再次成为亲密盟友。

但是、冷战后最让人意外的事情发生在1992年：韩国与台北断交而与北京建交。中日关系也逐渐改善，日本成为第一个取消对华禁运的发达国家。1997年，江泽民对美国的访问标志着中国与西方全面恢复关系。但是，台湾、西藏和贸易仍然是双边关系中的棘手问题。

新的世纪：国际地位发生巨变

经济改革还给中国的国际地位带来巨大变化。从1978年到2005年，中国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为9.5％，居全球第一，而且远远超过其他国家。

西方分析家争论中国崛起将如何影响全球力量对比。这种担忧导致“中国威胁论”。针对这种情况，中国提出“和平崛起理论”，后来改为“和平发展理论”，因为担心“崛起”这个词听起来太咄咄逼人。

这种理论承认中国在国际经济和安全事务中的影响力迅速发展，但坚持认为中国可以避免与大国崛起有关的历史问题，具体表现为积极参与国际机构和制度，遵守互惠互利原则，以自身发展促进世界和平。

自1999年以来，中国在各种国际机构和全球事务中发挥关键作用。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2年与东盟达成里程碑式的合作协议，并在90年代中期那场金融危机中对稳定亚洲经济发挥关键作用。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从一个孤立的国家发展成为“有全球野心和全球影响力的地区强国”。

胡教授说，未来几十年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只会增强。他说：“自江泽民时代以来，中国领导人巳经意识到全球化的重要性。现在‘全球化’这个词总在他们的嘴边。” （作者 周松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