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洛杉矶时报》4月29日文章，原题：中国放松企业监管

在经济困难时期，美国企业通常会寻求政府放松监管以帮助它们生存下来。而在中国，官员们也乐于帮忙。

近几个月来，中国各地政府机构相继发布通知或出台政策，要求权力部门采取更灵活、更宽厚的措施来帮助企业“过冬”。这些“企业友好型”措施明显是为了拉动经济增长，保留工作岗位并保持社会稳定。但这些通知或政策中含糊的语句却引发了律师和有关组织的指责。他们担心，在工人权益保护、环保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好不容易取得的成就有可能会因此而退步。有专家认为，给予地方政府以极大的自由来解读这些政策，这并不是一件好事。今年年初，浙江省发布了被当地媒体称为“三不”的政策，其中第三项是不处罚未造成直接危害的违法行为，而只进行提示和警告，责令改正。包括广东、四川和辽宁在内，已至少有5个省在其网站上公布说，政府监管机构应提高工作效率，加速大型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

在中国，即使在经济正常时期，给予商界人士以特权政策也是十分普遍的。一些小地方给予投资者以交通违法行为和其他较轻犯罪行为的豁免权。但最近省级以上政府发布的命令表明，官员们对于就业形势十分担忧。

各公司管理者为政府的“企业友好型政策”叫好。浙江奥康集团副总裁吴守忠说：“特别是在当前金融危机中，一些私人企业抵抗力较弱。因此，政府应给予更大支持并帮它们减压。”美国电影协会亚太区总裁迈克尔·埃利斯说，在这种经济状况下如果中国减少打击盗版的努力，他不会感到吃惊。但到目前为止，他还没看到有什么变化。

环保专家担心，新政策可能使中国丢掉一个黄金机会，“由于金融危机出现，中国经济最终放缓。我们是否应抓住这个机遇来实现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呢？我们是否应该为了实现经济增长而重新开启那些已被关闭的工厂呢？”

工人们也发现自己的利益受到了威胁。36岁的张建波在深圳一家钢厂当保安。他说，公司未支付他2300美元的加班费，违反了新劳动法。他向当地劳动部门提出申诉，却没效果。而就在一年前，他的同事就曾申诉成功，并获得1600美元的补偿。张说：“政府人员现在会告诉你，所有公司都陷入困境，找工作不容易。他们能做的也就是给公司打电话，让它们做得更好一些。”有学者认为，不管这些政策的本意有多好，它们都存在问题，破坏了中国建立法治社会的努力。（作者多恩·李，王秀森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