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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乔纳森安德森　（瑞银集团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

首先请让我重复一下我的结论：想证明中国的崛起终将失败，仅仅模糊地指出经济发展不平衡或断言其经济不能以原来的速度前进，还远远不够。中国的发展不是“轮子嘎嘎响车子唧唧叫”那种级别的小问题就能摧毁的，这需要一场绝对意义上能把中国推出发展轨道很长时间的全面危机。而且这场危机还要快点儿来，最好就在５到１０年内。

现在，作为敏欣研究成果的一个狂热追随者，我很荣幸地能够对他的研究做些评述。他显然清晰地指出了中国经济将要面临的种种挑战，但他证明了那个所谓隐现的危机了吗？很遗憾，没有。而且，大部分论述有些不着边际。

政府并没有过度操控经济

敏欣的一个主要观点是国家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戏份太重、很不健康，而且政府粉饰了经济发展的成果并且扭曲了经济结构。他断言政府操纵能源、资本和土地等要素价格，严重扭曲了经济。我不禁要问，哪种能源价格被扭曲了？在过去２０年里，中国汽油价格多多少少都是按国际标准制定的，只在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０８年国际原油价格飙升的时候，有过短暂的补贴。不仅如此，就像我写到的，中国的油价实际比美国还要高，这谈何“压低生产要素价格”？电力没有所谓的世界市场价格，所以很难比较，但尽管中国控制电价，它并不向电力生产和相关企业发放补贴。

敏欣还说到政府插手企业经营，但他说的那些长期补贴从哪儿来？除了２００７年到２００８年对石油冶炼业的拨款，中国已经很长时间没给工业企业拨过钱了。恰恰相反，如今的国有企业相较于私营企业要面对更沉重的税费负担，为政府的财政收入作出了最大的贡献。

政府确实是在以压低存款利率、抬高贷款利率的方式，间接给银行补贴，但这种方式虽然降低了储蓄者的回报，也同时抬高了贷款者的门槛。换句话说，这绝不是什么为保证便宜的资本而进行补贴，这更像是一种资本税。

国有企业有段时间确实不用担心偿还贷款，这一点敏欣说对了。但早在上世纪９０年代，政府大规模关闭资不抵债的企业并且严格约束银行的贷款行为后，这种借钱不用还的经济现象就已宣告结束。中国主要银行的大部分不良贷款已在１９９７年前重新估值，经过清理，中国大陆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比率在新兴市场中已处于较低水平。

至于说到中国的投资回报正在减少的问题，敏欣与其说是犯了个错误，不如说是有意误导。“长期经济发展”的定义之一就是资本的积累，并且必然带来新进投资回报的下降。如果１００元人民币的新进资本的产出比以前下降了，这对一个高速发展的经济体来说，更像是成功的标志而不是相反。

经济发展好坏用什么来检验？

怎么知道中国是否符合长期经济发展模式呢？对严肃的经济学家而言，要观察劳动力的回报。如果劳动力效率提高的速度大于资本回报下降的速度，则经济就是健康的；反之，经济发展就是不平衡或扭曲的。能够检验长期经济发展是否成功的标尺，只有“全要素生产率”。我说过，任何相关的研究都一致认为，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值非常高（编者注：安德森在阐述观点的文中提到，改革开放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近３％，领先其他国家）。

除了经济因素，敏欣谈了很多社会问题，从社会不公到环境污染。作为一个长期在中国生活的人，我绝不可能低估这个国家环境污染问题的严重性。但是，指出空气很脏、河流很黑是一回事，要证明肮脏的空气和污浊的河流将导致经济危机完全是另一回事。如果我们接受水资源是最迫在眉睫的危险的话，那问题就简单了：中国现在最大的用水单位是农业部门，水资源接近枯竭必然先导致农业减产，但你可能想不到的是，中国目前还是相当规模的农业净出口国，而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一身份有可能在近期改变。

农民收入达到１５年来新高

现在我们来看敏欣提到的过去１０年中最严重的问题——社会公共投入减少和社会不公加剧。我同意他的观点，如果这两个问题不加控制地任其自由发展，最后完全可能变成不可收拾的大麻烦。敏欣所采用的数据也算准确反映了现实，但却是２００３年以前的现实。过去５年里，情况已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中国政府收入已迅速攀升至新兴经济体的正常水平，使其有能力大规模投入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０８年农民收入增长达到１５年来的新高，这种增长既有劳动力供给变化和城镇化发展的原因，也有政府大力支持的因素。如果这种复兴能持续，再过５年，５年前那种难解的政治经济困局就会成为遥远的记忆。

总结一下，中国市场化程度远比敏欣预计的要高得多，而且，市场力量已经开始自行理清中国很多紧迫的难题。

译　Ａｇａｍｅｍｎｏｎ　原题：中国原色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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