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婚姻持续了两年，直到胡兰成与张爱玲相识、相恋，直到胡兰成与汪伪政府反目，离开南京回上海，彻底地投向了日本人。
张润三有过这样一段记述：
胡兰成被改组派（严格地说应该为公馆派）赶出来（指赶出伪宣传部——笔者），周佛海派自然欢迎。胡与周派勾搭上后，当上了上海《国民新闻》报的总主笔。后来胡又和一个“女作家”张爱玲姘上了。林（指林柏生——笔者）派的人，乘机煽风点火，唆使胡兰成的老婆大闹特闹，醋海风波，满城风雨。[2]
张润三所写，前面所引的在时间上的错误，已经辩正。这段不知时间上是否有问题。这里的胡兰成的“老婆”，应该是指应英娣，因为按胡兰成的说法，他是在被免法制局长职后才与张爱玲相识的，那时他的“老婆”正是应英娣。能够被别人“唆使”后“大闹特闹”，弄得“醋海风波，满城风雨”的，也像是应英娣的作为。以后胡兰成与应在日本再度相逢，事过境迁已十年，两人见面也时常吵得不可开交。若张这里说的胡兰成的“老婆”是全慧文，那就是胡兰成在与应英娣结合时，并未与全慧文离异，他此时在三个女人之间周旋。这种情况，按胡兰成的个性倒是有可能的，但与全慧文的性格不合，根据胡兰成、全慧文的儿子的回忆，全慧文此时应在胡兰成家乡胡村和上海两地养病。
不过，从张润三文中可以知道的一个情况就是，在胡兰成与张爱玲相识相恋时，两人并不是一帆风顺走到一起，还是经历了一番尴尬的。按胡兰成的“荡子”性格，对这些当然无所谓，在张爱玲确实是有一点难堪的，按世俗标准，正是他们两人之间的恋情拆散了原来的家庭，用现在的话讲，张爱玲就是所谓的“第三者插足”。两人虽曾经过如此“大闹特闹”和“满城风雨”，可无论是胡兰成还是张爱玲的笔下，未见有一字半句提及，可见两人的文章素养。
顺带说明一个情况：
在前所引的张润三文章中，张文在所有提到胡兰成之处，都将“胡兰成”写作“胡竺成”，将“张爱玲”写作“张爱珍”。[3]这显然是故意的，不是简单的对人名的记忆错误。一个人对与自己有过关系的人名发生记忆错误，可能会记错在读音，记错在同音不同字，而不会记错在字形，而这两个人名中的两个错字，音完全不同形却相近，显是特意如此改动且改得不差太远。不知道算是怎么回事。
此文写于1963年，发表于二十年之后的1984年11月[4]。唯一可推想的原因，可能因为此时大陆刚开始谈论张爱玲，柯灵先生《遥寄张爱玲》[5]的名文即在这一年年初公开发表。其时张爱玲人还在美国，可能为了“统战”之类的原因，因而编辑部在发表时，将张文中的人名临时作了如此音错形相近的小小改动。不知道张爱玲的，自然不会知道指的是谁，而对知道张爱玲的人，又绝不会弄错。既尊重了历史，又不妨碍现实，也算巧妙。
相知相爱
按照胡兰成自己所记，他知道张爱玲，欣赏赞叹之，以及其后的主动谋面相见，其过程是这样的：
前时我在南京无事，书报杂志亦不大看。这一天却有个冯和仪寄了《天地》月刊来，我觉和仪的名字好，就在院子里草地上搬过一把藤椅，躺着晒太阳看书。先看“发刊辞”，原来冯和仪又叫苏青，女娘笔下这样大方利落，倒是难为她。翻到一篇《封锁》，笔者张爱玲，我才看得一二节，不觉身体坐直起来，细细地把它读完一遍又读一遍。见了胡金人，我叫他亦看，他看完了赞好，我仍于心不足。
我去信问苏青，这张爱玲果是何人？她回信只答是女子。我只觉世上但凡有一句话，一件事，是关于张爱玲的，便皆成为好。及《天地》第二期寄到，又有张爱玲的一篇文章，这就是真的了。这期而且登有她的照片。见了好人或好事，会将信将疑，似乎要一回又一回证明其果然是这样的，所以我一回又一回傻里傻气的高兴，却不问问与我何干。
这样糊涂可笑，怪不得我要坐监牢。我是政治的事亦像桃花运的糊涂。但是我偏偏又有理性，见于我对文章的敬及在狱中的静。
及我获释后去上海，一下火车即去寻苏青。苏青很高兴，从她的办公室陪我上街吃蛋炒饭。我问起张爱玲，她说张爱玲不见人的。问她要张爱玲的地址，她亦迟疑了一回才写给我，是静安寺路赫德路口一九二号公寓六楼六五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