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去看张爱玲，果然不见，只从门洞里递进去一张字条，因我不带名片。又隔得一日，午饭后张爱玲却来了电话，说来看我。我上海的家是在大西路美丽园，离她那里不远，她果然随即来到了。[6]
胡兰成被免法制局长，是在1943年春天，苏青的《天地》月刊创刊号是在1943年10月10日，胡兰成“坐监牢”是在1943年年底和1944年年初。按以上所记，那么胡兰成看到张爱玲的文章，是在1943年的10月，真正见面是在1944年的年初，过完农历春节以后的事了。
不过，笔者总觉得胡兰成与张爱玲相识，时间上比他自己写的还要早上几个月。证据有这样几项：
一是，前面第四章在介绍胡兰成义母时已提过，张爱玲于1943年10月所写的《金锁记》中的七巧，其人物原型显然就是胡兰成的义母。这是内证。
二是外证，就是张润三文中所说的，胡兰成宣传部的同僚们唆使胡兰成老婆“大闹特闹，醋海风波”。若是1943年10月才知道张爱玲，1944年年初才见到张爱玲本人，那时胡兰成早已不是宣传部次长，且做了一任法制局长后也已去职半年多，若有同僚为应英娣打抱不平，唆使其向胡兰成和张爱玲“大闹特闹”，那不会是宣传部同僚而应该是法制局同僚。若张润三所记不错，是胡兰成的宣传部同僚唆使应英娣“大闹特闹”，那胡兰成和张爱玲之间的相识相知在时间上应该就要早于1943年10月，应英娣其时还与胡兰成宣传部同僚间有接触有来往，胡兰成宣传部同僚与其之间的恩怨还未被彻底忘记和了结。
另外，还可作为补充证据的就是，胡兰成“坐监牢”期间，张爱玲与苏青曾到周佛海家去为他说情。以张爱玲的个性，以张爱玲和苏青这两个当时上海风头正足的大才女身份，她们会为一个从未谋面也不相干的人去说情？而且说的是什么情，是她们全无关系也不感兴趣的有关汪伪政府内部的事？
说情一事，可能还有其他内情，不像仅仅是两个才女的“怜才”之举，因为若说胡兰成是有才华的，可此时的胡兰成还未表现出怎样的才华，他为汪精卫“和平运动”造舆论声势的《战难，和亦不易》的时论，总不会引起张爱玲或苏青的兴趣。他早期的散文集《西江上》，他自己大约也不好意思提，事实上张爱玲、苏青也不可能知道，而他的文艺性的批评文章当时还只有零碎几篇。他的诸多政治论述，是在他到武汉《大楚报》时期写就成集的，他那自以为可与张爱玲作品媲美的《山河岁月》和《今生今世》以及其他著述，更是十多年后的事情了。张爱玲、苏青究竟“怜”他的是什么“才”？“怜才”又从何说起呢？
这样看来，张爱玲和苏青为胡说情一事就颇费人思量了。极有可能的是，在胡兰成“坐监牢”之前，他已经和张爱玲相识，两人之间已见过面，或者，至少两人之间已相知——相互知道对方的存在且互有好感。再有的可能，那也是最坏的揣测，就是他们三人包括苏青在公开场合、在胡兰成办《国民新闻》其间，还有就是类似于“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之类的地方，胡、张或胡、苏或胡、张、苏三人之间相互见过面。张爱玲自己在其1946年1月再版的《传奇》的前面，写过一个简短的“有几句话同读者说”，一开始就是：
我自己从来没有想到需要辩白，但最近一年来常常被人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想想看我唯一的嫌疑要末就是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三届曾经叫我参加，报上注销的名单内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那封信我还记得，因为很短，仅只是：“承聘为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谨辞。张爱玲谨上。”）报上仍旧没有把名字去掉。
至于还有许多无稽的谩骂，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可以辩驳之点本来非常多。而且即使有这种事实，也还牵涉不到我是否有汉奸嫌疑的问题；何况私人的事本来用不着向大众剖白，除了对自己家的家长之外仿佛我没有解释的义务。[7]
张爱玲公开如此声明，没有作为“文学者代表”去参加什么大会，这是可以相信的。他人从私生活、从她与胡兰成的关系上谩骂她为“文化汉奸”虽事出有因，却无多少道理，她自己也已经说明了。她没有参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可其他相类似的公开场合是否涉足过呢？因而就在这样的场合结识了胡兰成？张爱玲不曾，比张爱玲更早活跃于战时上海的苏青是否可能呢？若果早已相识相知，胡兰成却不直说，肯定有他的理由。
不过，这里仍以胡兰成的记述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