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四清运动的第三阶段，刘少奇与毛泽东在怎样认识运动的主要矛盾、怎样概括运动的性质，以及怎样更好地开展运动等方面，分歧公开化了。
文章摘自《世纪桥·纪实版》2010年12期 作者：马永梅 张国新 原题为《刘少奇指导四清运动思想与实践》
1963年至1966年上半年，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四清运动，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写下了浓厚的一笔。全面深入地研究这个运动，以及准确全面地研究中共中央指导这个运动的相关指导思想，特别是研究中共中央具体负责领导这个运动的领导人的相关指导思想，对于深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研究，对于科学地总结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对于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研究，对于深化挂帅领导四清运动第一线人物刘少奇的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人民共和国当时所处的国际和国内的历史环境下开展四清运动，是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一致决定。当时，作为中共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对四清运动极为重视。因此，有必要系统地梳理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的思想和实践，这对于科学地全面地研究四清运动是重要的。四清运动，大体分成：发动和试点；铺开和深入等几个阶段。在运动的每一个阶段，刘少奇都提出了指导运动的新观点、新判断、新结论。这些都对四清运动产生着深刻作用。
运动第一阶段：现在就要正式部署一个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
四清运动的发动和试点阶段，刘少奇指导四清运动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两件事情上。
第一，1960年12月24日到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听取各有关部门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后，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比较集中地讲了调查研究的问题，并重申“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观点，强调要重视调查研究问题。1961年1月14日到18日，中共中央召开八届九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强调：1961年应成为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此后，党的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纷纷投入了对国情、省情、市情、县情、社情等的调查研究。中共中央领导集体通过对一年多上报的调查研究材料、特别是一些省的典型调查报告的分析研究，一致认为：国际局势与国内情况都向党提出了抓阶级斗争的问题。八届十中全会提出抓阶级斗争是适时的、正确的。抓阶级斗争，抓党的建设，抓阶级队伍，搞“五反”运动，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都是反修防修、反“和平演变”的伟大的基本建设工作。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实质上就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不搞“五反”，不搞社会主义教育，就会出修正主义。
1963年2月6日至9日，刘少奇主持一次中央会议，会议结束时，他说：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会比上次‘三反’‘五反’小，要大一些，涉及的面要广一些，人要多一些，而且这一次不是抓原来的资产阶级，是搞新生的资产阶级，是搞共产党和国家干部中间的资产阶级，是搞劳动人民中间出来的一部分人”[1]。2月11日到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重点研究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和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会上，刘少奇多次讲话。彭真作关于‘五反’运动的报告后，刘少奇指出：“八届十中全会讲阶级、阶级斗争，现在就要正式部署一个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对象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还有一些严重的铺张浪费，严重的蜕化变质、违法乱纪，严重的分散主义”。“我们已经消灭过资产阶级，现在又有新的资产阶级”。“总是口里讲阶级斗争，不办事情，不好”[2]。2月25日，刘少奇在会上专门作《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的报告，论述现代修正主义的形成过程，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的性质、状况、方针政策以及前途等问题，强调指出：要把正确地贯彻民主集中制，反对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在人民中进行阶级教育等作为防修反修的主要内容来抓。我们需要在经济上，在政治上，在思想上，在党和国家的组织上，包括军队的组织上保证不蜕化变质。因此，就要想一种办法来保证，不只是要保证我们这一代，而且要保证我们的后代不蜕化变质。这个问题，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是亡党亡国的问题，是人民当权还是少数剥削者当权的问题[3]。很明显，刘少奇是坚决主张搞四清运动的。第二，1963年中央二月工作会议后，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五月工作会议，讨论制定了比较谨慎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并于20日下发。《前十条》实践一段时间后，同年9月，中央召开北京工作会议，邓小平、谭震林、田家英执笔起草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文件（简称《后十条》）。10月31日，刘少奇主持工作，专门讨论研究对《后十条》的修改。11月14日，刘少奇主持会议，正式通过了修改后的《后十条》，并转发。上述两个中共中央文件，是整个四清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对四清运动全过程产生了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而这两个四清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又都是刘少奇参与制定和主持制定的，也就是说，这两个指导四清运动的纲领性文件的思想观点，就是刘少奇的思想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