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有等身边的人忙活完，陈云将工作人员都支出了办公室，并示意自己的警卫员离开时将办公室的门关上。这次谈话，意义非同寻常，谈话内容的重要性，从陈云的警卫员赵天元后来回忆的片断中可以反映出来：
“我刚走到值班室，电铃响了，我又赶紧转回，打开办公室门，看到李先念主席已起身正往门口走，见我进来，三位老人都高声冲我说：‘烟，拿烟。’我赶忙出来问邓小平的秘书张保中要烟，张保中匆忙从口袋里掏出一包已拆封的硬盒十支装‘熊猫’牌香烟，我接过来边走边打开烟盒盖，我拿进去两个烟灰缸和两盒火柴，我知道李主席不抽烟，但又不好意思只给邓小平一个人放，陈云说：‘李主席不用烟灰缸。’我就只放了一个烟灰缸，把烟交给邓小平就关上门出来了。……谈话结束，邓小平和李主席走后，我看烟灰缸里有6个过滤嘴烟头，邓小平在80分钟内抽完了6支香烟。”
在这三位老人中，抽烟的只有邓小平一人。医生早就要求过，让邓小平尽量不要抽烟了。可陈云、李先念都如此急迫地为邓小平找烟，由此可见谈话的内容必定涉及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谈话是秘密的，除了他们三人外，他人无法知晓，连身边的工作人员不知道内情。
年底，由于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态度不坚决等原因，发生了大范围的*。与此相关联，1987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发生重大人事变化，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代理中共中央总书记。
自10月份公开出席叶剑英等人的追悼会持，陈云一直未公开露面。往年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要在元旦、春节期间有所活动，新闻媒体也会有所报道。而1987年元旦、春节这两大重要节日，陈云也未露面……
这就引起了外界的种种猜测，尤其是境外舆论，纷纷预测中共领导层将在十三大时作何种变化，猜测在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后中国共产党采取何种政策处理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关系。
就在这个时候，一本很有影响力的经济类杂志《国际金融研究》，在1987年第1期刊登了两篇文章：
一篇是全文发表1973年6月7日《陈云同志在听取银行工作汇报时的谈话》，讲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当时陈云找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希愈和副行长乔培新等人，了解国际金融和货币问题。陈云请他们着手收集美、日、英、西德、法各国的货币、黄金、工业、经济危机、贸易、对外赤字等等方面的情况。即使当时在谈资本主义色变的形势下，陈云仍表达了这样一些意见：我们的对外贸易要由过去的我75％面向苏联和东欧国家、25％对资本主义国家，改变为75％对资本主义国家，25％对苏联和东欧国家；我们要建立金融研究机构，很好地研究资本主义，研究包括象尼克松国情咨文那样的东西；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领我们应占的地位；和资本主义打交道是大势已定，我们做工作不要被那些老东西束缚住，规章制度要变动一下。
另一篇是《国际金融研究》杂志特约评论员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取的就是陈云当时的原话：《要很好地研究资本主义》。文章在新的形势下，全面解读了陈云的1973年6月7日谈话中的思想，文中说：
在1987年的新春到来之际，《国际金融研究》杂志首次全文公开发表陈云同志1973年6月7日在听取银行工作汇报时的谈话。这是陈云同志关于国际经济贸易、国际货币金融问题的一次重要谈话，也是反映陈云同志经济思想的重要文献。尽管谈话是在14年前的‘文革’期间，但在今天，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刻，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正是在1973年，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在运行了28年之后，最终瓦解了。也是在1973年，黄金，这个作为世界各国货币的共同价值尺度，在经历了几百年历史后，终于同货币脱钩，出现了所谓的“黄金非货币化”。陈云同志洞察了世界经济中出现的重大变化，以及可能对我国产生的影响，及时地发表了这次重要的谈话。他明确地告诫我们：‘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领我们应占的地位。’
正如陈云同志估计的那样，在此之后的十几年时间中，世界经济不断地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货币汇价、利率和石油价格的波动，工业化国家的滞胀与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等等。这一系列的变化，就像一次次的浪潮冲击着全球的经济活动，进而波及着世界各个国家，当然也包括我们中国。
近8年来，我国为了实现四化目标，坚定地采取了改革、开放和搞活的政策。经济的发展使我们迫切地需要与国外交换商品、劳务，吸收国外的资金，引进先进的技术，这也就必然使世界经济运动的冲击波越来越多地影响到我国经济的运行。特别是近三年来，西方国家货币汇价和利率的变动，国际市场初级产品和原材料价格的波动，国际资本市场资金的供求和流向，以及美国、日本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贸易政策的变化等因素，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发展。当然，这里包括了有利和不利两个方面的影响因素。从今后的发展趋势看，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建立在平等互利基础之上的交往和结合只会越来越密切。
因此，很好地研究资本主义，已经远远不能仅是停留在学术和理论界的探讨，它将越来越成为我们现实经济工作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