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记得一次三八妇女节，母亲应邀出席会议。当时，母亲没有像样的衣服，就和父亲商量要做套新衣服。父亲拨了几下那个永远摆在案头的算盘，说：这月剩不下多少钱了，你就将就做条裤子吧。母亲就准备去采购布料，可就在这时，家乡父老来信说有事需要用钱。父亲只好难为情地对母亲说：“哎呀，做裤子的钱也没了。”
1968年邓子恢摄于北京万寿路寓所（图片来源：人民政协报）
文章摘自《人民政协报》2011年4月28日 作者：邓小燕 贾晓明 原题为《父亲邓子恢和他的农民情缘》
在世人眼中，邓子恢是一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作为卓越的农民运动和农村工作专家，他为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道路倾注了毕生精力；而在女儿眼中，邓子恢却是一位身着农民服装、过着俭朴的农民生活、凡事必深入农民群体中调查、处处为农民着想的睿智而乐观的农民。
“那时候要是没有乡亲们支持，我们是坚持不下来的”
我上学时，父亲曾带我们全家去参观《收租院》的雕塑。他一边看一边对我们说：中国农民是最可怜、最穷的，也是最老实的。他们觉得给地主种田就是天经地义的，不知道自己受了剥削和压迫。
父亲乳名绍箕，子恢是他的字。他1915年时加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在21岁那年考取公费留学，到日本东京留学一年多，因贫病交加而辍学回国。回国后学习、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1923年，父亲与其他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在龙岩共同创办《岩声》报，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介绍社会主义观念。父亲说，记得当时为了创办报纸而四处奔走，带上点干粮走山路，沿途碰到有农民赶有多余的驴子一定会热情地让他顺路搭个脚。彻底改变农民生存状况的理想，在父亲心中日益成熟。
经过几年的历练，父亲于192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次年开始参加组织领导暴动，开展土地革命。当时还没有现成的土地革命经验，父亲遵循的是“满足贫苦农民的经济要求，以达到争取群众大多数”这一原则。在实行土地改革的过程中，父亲和战友们提出“合理负担”的口号，着手发动群众特别是农民兄弟起来保卫胜利果实。他曾经回忆说：经常在街上召开演讲大会，听众很多，有时达四五百人，做宣传鼓励工作。平日在茶铺里找农民兄弟进行个别谈话，启发他们的觉悟，并开始筹备建立农民协会。事实证明，他的做法是正确的，农民得到实际利益，革命积极性日趋高涨，我党在农民心目中的地位日益巩固。
1935年2月到1938年3月，父亲在闽西坚持游击战争。由于敌人的封锁，父母和同志们迂回在崇山峻岭之间，不仅缺医少药，武器弹药严重不足，还要时刻警惕敌人的“搜剿”，环境非常艰苦。父亲带着母亲和战士们没有在有瓦的房子里睡过一次觉，宿营时大家就砍下竹子搭个竹寮。如果半夜遇到暴雨来袭，他们夫妇只能合打一把伞坐到天明。山上不能烧火，主食只能吃生米，夏天上树摘杨梅，冬天挖冬笋当菜吃，很多同志都牺牲了。
那时乡亲们拼着性命给父亲他们通风报信、送粮送药。国民党为了防止老百姓帮助游击队，规定“计口购粮”，即按人口购粮。乡亲们就从自己口中一点点把米省下来，送给山上的游击队，因为他们知道游击队是为劳苦大众打天下的。据父亲回忆说，由于怕敌人发现，山上不能生火做饭，乡亲们就把米煮熟了送上来，过年时还会多送一些。倘若敌人看得紧，乡亲们就想办法把米饭藏在竹子中间甚至粪筒的夹层里送来。父亲给我们讲这段往事时，曾神色凝重地说：“乡亲们把米送给我们吃，自己却吃地瓜、地瓜叶。那时候要是没有乡亲们支持，我们是坚持不下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