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裤子的钱也没了”
在众多的公开发表的照片里，父亲展现给世人的是精神矍铄、体格硬朗、年过半百的老头形象。这个老头的衣着也颇具特色：上身一件旧中山装，下着一条缅裆裤，足蹬一双黑色圆口布鞋。中山装、圆口布鞋现在还可以看到，缅裆裤却已经“失传了”。记得父亲的缅裆裤裤腰上没有松紧带，比自己实际的腰围要肥出一倍，穿的时候先是抓住两边裤腰往上一提，再将裤腰从两边向中间一叠，最后用腰带勒住。因为缅裆裤裤腰肥大，原本身材修长的他，看上去腹部总是鼓鼓囊囊的，给人一种发福的感觉。父亲在闽西大山里闹革命时就穿缅裆裤，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还保持着当年的习惯。记得1955年，中共中央安排父亲到匈牙利访问，外交部的同志特别到家来叮嘱说：邓老啊，做两条西裤吧，出国可就别再穿缅裆裤了。
父亲的穿着打扮一直保持着农民气质——走在大街上，一般没人会认出他是位领导干部。夏天饭后他喜欢在院子里转转，若碰上有人下棋，他就会蹲下来看一看，在旁边支上两招。冬天下雪怕滑倒，父亲就戴顶小帽，在家里的走廊上走一走。在我的印象中，家里的来客中有很大一部分人穿着打扮和父亲相似或者比父亲更朴素，他们是从老家来的农民。父亲是福建龙岩县人，在那儿闹过土地革命，打过三年游击，和当地的人民群众感情很深。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和家乡父老的联系从未间断，老家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人来看他。父亲总是亲切地接待，和大家说着我几乎一句也听不懂的家乡方言，大家热热闹闹地坐满一屋子，有说有笑。这些来客中有当年的交通员、有老接头户，还有马夫，他们在炮火纷飞的年代和我父母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父母总是竭尽所能地款待，饭要等客人们先吃完了，我们小孩才能上桌吃，剩下什么让我们吃什么，从不为我们另开火。为了让客人们休息好，父亲总是安排我们小孩挤在一起，以便腾出房间给他们用。有了这一层的缘故，虽然生活在城市，但我对农民和农村有了相当的了解。后来我在农村当兵，很多同去的城市女兵觉得农村过不习惯，可我就没有那种感觉。
和父亲一样，母亲也是非常想念家乡的人们。父亲过世后，老家依旧时常有人前来探望，母亲一如既往地贯彻着父亲在时的方针，仍然是热情接待，对有困难前来求助的人有求必应。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很多和父亲一起干革命的老红军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千里迢迢地来到北京请母亲作证。母亲来者不拒，只要记得起当时的情况，无一例外地给县、地、省等各级政府写证明信。父亲健在时，除了家乡，对于自己曾经战斗过的地方的人民也总是念念不忘，时常联系，只是由于工作关系不能经常走访。交通便利后，我还陪着母亲去父亲曾经战斗过的安徽新四军驻地，慰问当年和他们一起生活、战斗的乡亲们。现在，父母新四军时期的房东早已去世，连他们的儿子辈也不在了，但孙儿辈有时间会过来走一走，逢年过节，我们还互相打电话问候。父母的做法深深感染了我们，直到现在，我们和家乡、老区乡亲们依然保持着联系。
虽然父亲身居要职，但艰苦朴素的作风丝毫也没有改变，因此我们家的日子并不是特别宽裕：1955年之前是供给制，供给制是按人配给，手中的钱非常有限；供给制取消后，父亲的工资大概四百多块钱。我们家小孩多，又有老人要供养。父母对于自家的生活，却总是精打细算，能省就省；而对于老家来访的乡亲，总是热情招待，尽量去接济。
20世纪60年代中期，父亲从农业工作中退下来，就在家里当起了账房先生。记得一次三八妇女节，母亲应邀出席会议。当时，母亲没有像样的衣服，就和父亲商量要做套新衣服。父亲拨了几下那个永远摆在案头的算盘，说：这月剩不下多少钱了，你就将就做条裤子吧。母亲就准备去采购布料，可就在这时，家乡父老来信说有事需要用钱。父亲只好难为情地对母亲说：“哎呀，做裤子的钱也没了。”母亲很理解父亲，去开会前，只给自己买了条白色丝巾。妈妈把丝巾拿回家后，我们姐妹几个都很羡慕，因为在家里基本上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东西。我们小心翼翼地互相传递着丝巾，挨个试戴，生怕把它弄坏一点点。那个时期，老家已经没有直系亲属，父母帮助的是一些穷困的远房亲戚和五保户。我曾经问母亲：您和爸爸总是给老家寄钱，不觉得咱们家困难吗？母亲说：困难啊，所以我们俩老要算计，就怕到月底没有钱。可你爸爸他觉得乡亲们困难，比我们困难。
“这是乡亲们的一片心，他们让我喝，我能不喝吗？”
多年的土地革命经验，使父亲养成了“做什么事先调查研究，再做决定”的习惯。父亲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时，“如果你要制定什么政策，必须要下到农村去调查”成了他的口头禅。全国兴起农田“搞密植、放卫星”时，父亲不信报表数字，拖着病躯，先后多次下乡调查。他走访农民家庭，亲自检查“高产田”一亩里能产多少斤红薯。他看到红薯不是长在土里，而是一个挨一个地摆在垅上后，当即指出这是从别的地里挪过来充数的。在检查“卫星”水稻田的时候，他把禾苗连根提起，看见很多根都已烂掉。回来后，父亲连夜毫不客气地将所见详尽地写成书面材料提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