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从1952年9月地质部成立时起，李四光被任命为部长，并直接兼任部地质普查委员会（后改为石油局）主任。当时是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开始的一年，中国面临严重的能源、矿产资源问题，真是处于“无米下锅”的境地。天然油和人造油加起来年产才几十万吨，最大的玉门油矿年产原油仅十几万吨。中国如何解决能源问题？当时世界上传统的观点是“海相地层”生石油，而且可以生成大的油气田，陆相地层里可以产石油，但规模都不大，能否找到大油田都是未知之数。外国人说中国的盆地以陆相地层为主，有海相地层但深度大，又遭受到过多的构造作用，因此我国被冠以“贫油”帽子。这种说法在我国地质界有广泛的影响。
1953年，毛泽东邀请了李四光到中南海菊香书屋，征询他对中国石油资源前景的看法。李四光依据自己的大地构造理论和油气形成移聚条件的看法，明确回答中央领导同志说，中国油气资源的蕴藏量是丰富的，而不是什么“中国贫油论”、“东北贫油论”，并具体提出，关键的问题是要抓紧做好全国范围的石油地质普查工作，打破偏西北一隅找油的局面。
中央接受了李四光的建议，并于1954年下达命令，要求地质部负责中国的石油普查工作，石油部门负责石油勘探开发工作，中国科学院负责有关的科研工作。
地质部在1955年2月召开了第一届石油普查工作会，全面部署了全国油气普查工作。华北、东北大平原，大工业区，几十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必须调查清楚其下部地质及构造情况才能掌握情况作出区内含油气远景的评价，这是现实，也是常识。
1955年初地质部物探局请示了部领导后就在华北成立226队（技术负责人为黄绪德）、南满成立112队（技术负责人为王懋基），开展试验性生产工作。何长工还亲自过问华北平原的大剖面试验工作。李四光自从向毛主席承诺以后一直关心着全国各地找油气的新进展，亲自指导有关工作，怎么可能不关心大庆的新发现呢！说仅在“在大庆油田发现了两年以后，才把大庆油田第一次和他自己的研究联系起来了……”这太不合乎逻辑与实际了。
关于东北地区找油工作，应当提及日本人的工作。
日本人于1929年、1939年-1941年先后在东北开展找油气工作，特别是1941年8月1日美国对日实施石油禁运以后，因找油气未获突破而不得不对美宣战（9月6日），向印尼进军（1942年2月），抢夺油田与炼油厂。
在海相地层生油思想（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教授高桥纯一为代表）的指导下，日本人先后选择了三个点：南满的阜新煤矿区一带，满洲里的扎赉诺尔煤矿区，以及牡丹江上游森林地带开展普查，认为阜新一带靠海近可能有海相地层，为此还打了多口钻井找油。经过大量地质地球物理及钻探调查后，认为没有什么开采价值而放弃了。对大庆一带，“满铁调查部”认为“这个地方不存在生成石油的条件”而放弃去工作。显然，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指导思想问题，有什么样的成油理论，就会指导什么样的找油工作部署。
谢家荣、黄汲清与李四光的油气勘察思路
上世纪50年代，中国地质专家一方面向苏联专家学习第二巴库地台区海相地层中发现大油田经验，一方面也从西方学到海相生油的理论，也强调要到海相地层区找构造油藏。到50年代未，这一时期包括翁文灏、黄汲清、谢家荣在内的一批中外学者，虽承认陆相石油的生成和聚集的存在，但还不是能证明具有较大规模的有机质堆积、转化、运移并形成较大型油气田的事实。陕北的陆相地层中更是“口口见油，口口不流”（因孔隙率、渗透率都太低）。因此，找油气的主要指导思想还是海相生油的理论。
谢学锦先生在《发现》一文中谈到：“黄汲清先生后来曾明确提出说大庆油田的发现是根据了他的陆相生油理论。这是在他给邓小平的信和1994年获何梁何利科学技术成就奖的文字说明中都提到过的。”这样的说法“不够实事求是”。
谢学锦谈到，在1955年决定将松辽平原的石油普查列入普查委员会计划之前，黄汲清从未写过有关中国东部石油远景的文章，更未写过松辽平原石油远景的文章。“在1957年第三次石油普查会议上，黄先生的报告中提到陆相生油时，也只是说：‘1943年我们根据在新疆等地的工作结果提出陆相生油的重要性……但就整个世界来说，海相生油无疑还是占着绝对的重要地位。今后我们要继续注意陆相生油，但对海相生油更要注意。’‘海相优于陆相，在其他条件相同时，沉积盆地有海相沉积比无海相沉积好。’对松辽平原他也只是说，‘南部平原位于法库以南……可以存在第三纪海相地层。’他的这些话表明，他并没有用陆相生油理论去指导大庆油田的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