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这段论述大体是对的。笔者在苏联专家A.A.特拉菲穆克的谈话记录（李国玉等译，1998）中也看到一段记录，黄当时强调在阜新一带靠海近，可能有海相第三纪地层，强调要找海相油田；他与谢家荣具体部署松辽盆地的石油地质踏勘工作路线选的就是：从阜新——沈阳——沿第二松花江向南——吉林的哈达湾，而不是向北到松花江以北地区，显然，这一踏勘路线基本上是过去日本人的工作路线。事实证明，松辽盆地并不是第三纪海相地层，而是巨厚的陆相白垩系地层。
再来看谢家荣先生当时是怎么样想的。
《发现》一文还强调，用海相生油理论指导松辽盆地油气普查是“合乎逻辑常识的”。谢家荣先生认为：“尽管全世界油田海相生油为主，但陆相生油在中国的地质情况下亦应给重视。”但是，他又说：“在大庆油田发现之前，地质学家们设想的是，有可能在松辽平原找到世界上非常重要的海相第三纪的储油层。这是合乎逻辑常识的，因而是无可指责的。而鉴于当时已经发现的松辽平原下可能存在海相第三纪的事实，如果不去设想可能发现海相油田，而用陆相生油的理论去指导工作，那是不可思议的事，因为它违反起码的逻辑。”即便谢学锦如此辩解，事实却是，谢家荣也没有指出松辽平原有发现“大油田”的看法和预测。
谢学锦又强调：“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可以实事求是地来看一看大庆油田发现的全过程了，搞清楚在这条所谓的发现链（Discoverychain）上，哪些是关键的环节，哪些人起了关键的作用。”他认为是谢家荣和黄汲清“在第一次石油普查会议闭幕之后，一道专门提出了松辽平原的石油地质踏勘项目，并坚持当年立即做部署工作。对松辽平原进行石油地质踏勘，是大庆油田发现链上最重要的环节。因为有了地质踏勘项目，才能在1956年将松辽平原正式列入全面进行石油普查的地区，进而有了1956和1957两年在整个松辽平原进行的大规模全面石油普查活动”。
这里把上不上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当成了大庆油田发现的关键，显然有些夸大其词。第一，实际上石油地质踏勘是在阜新—沈阳等南满一带，没有到广大的江北地区。第二，在石油踏勘之前，物探队早就在松花江的南北开展了普查，特别是迅速在江北发现了大庆长垣的踪影，按照找构造油藏的指导思想，人们能放弃而不抓紧做工作吗？
1959年春节，地质部、石油部领导和有关专家在何长工家聚会，共同商定在大庆长垣打第一口验证井——松基3井的位置后，康世恩副部长立即带队到大同镇（后来改为大庆）。这些决策中并没有黄、谢的参与，实际上他们在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即离开了石油普查的指导岗位了，又如何来指挥石油勘探工作？
谢学锦先生又说：“它（大庆油田）的发现与谁的独创理论都没有关系。倒是发现陆相地层中居然能有这种大油田的事实——这也是自然界和理论地质学家开的玩笑，不仅推动了在华北、山东、江汉等地区的找油工作，而且推动了石油地质学的理论研究。”
这里，按照海相生油理论指导找油气，没有发现，后来却在陆相地层发现大油田，无法解释，于是又把这一大发现说成是“自然界和理论地质学家开的玩笑”。那么，我们又应该怎么样去认识地质成矿理论的指导作用呢？难道找矿要靠“大自然”开玩笑吗？地质找矿的发现事例，有许多是有运气的成分，但总不能说大庆油田的发现是谢家荣先生海相生油论指导的胜利吧。
与黄汲清、谢家荣不同，李四光完全没有“海相”与“陆相”生油的一套概念。
在1954年3月燃料工业部召开的石油会议上李四光作报告，题目是《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的石油资源勘探的远景》。报告会上，有苏联政府代表团和苏联石油专家代表团，以及众多中国专家在场，一开始，李四光就提出：“大家知道，我对大地构造是有些特殊的看法，因此我要求专家和同志们给我一些耐心。”
当时李四光任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协主席、中科院副院长，但在当时的“一边倒”学习苏联的学术环境中，主流还是海相生油理论，他不得不恳请与会者的“耐心“。李四光认为，第一要抓盆地内的沉积条件，和有无足够多的有机质存在。即如果盆地规模大，有好的沉积条件，保证有足够的有机质可能转化成石油，后期还能保存下来，则不论其是“海相地层”还是“陆相地层”都能有生成大油田的前提；第二个条件是构造条件，构造动力驱动流体流动与构造可提供油气藏的保存条件。随后他就国内各大盆地找油气前景作了分析，提出一些重点工作区。这一思想以后就成为地质部石油普查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方向。确定了远景地区后，查明地下实际含油气情况则是关键性一步。这就需要大量勘查工程的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