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质部1955年1月召开了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李四光致开幕词。会议确定先以准噶尔盆地、吐鲁番盆地、柴达木盆地、鄂尔多斯与六盘山、四川盆地和华北平原6个地区为重点，决定由东北地质局组织力量于1955年下半年开展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工作。物探局开展物探工作的时间是在1956年初，是地质部领导采纳了苏联物探专家关于物探转向大普查的建议，并按照李四光的“到新华夏构造体系的坳陷带找油”的指示调整的工作方向。在华北和东北平原开展地质调查工作之前，物探局组织力量首先开展了大规模的航空磁法和重力面积性调查以及多条重、磁、电、地震等的方法的综合大剖面调查，以查明平原下的深部构造。到1957年各盆地情况已有初步了解，为确定地质部油气战略东移奠定基础。显然，物探局工作方向的调整，是地质部的决策，不需要得到谢家荣和黄汲清二位先生的批准，他们只是普查委员会的“技术负责人之一”。
日本人因受海相生油思想的束缚，面对陆相地层而失掉找油气的信心，放弃了工作；谢家荣强调以海相生油思想指导中国找油，认为“是合乎逻辑常识的”，但因为盆地内没有找到海相第三纪地层，油藏的发现成了“自然界和理论地质学家开的玩笑”；黄汲清开始强调海相生油思想指导，找到陆相大油田后，又说是按照他的陆相生油思想指导下获得的突破；而李四光则没有局限于既有的理论，强调要从具体的条件去分析，盆地大，有机质丰富会有大油田的，这一坚定的指导思想非常重要。
果然，大庆地区，在长期稳产5000万吨以后，还能不断获得找油气的新突破。如蔡希源进一步发现在三肇凹陷区内找到了大量油气，这是低位域的油气藏，而不是位于构造高点；赵文智等发现在陆相白垩纪地层底部的火山岩中的气藏，规模也可达1000亿~2000亿立方米等等，这都表明中国陆相盆地的油气资源是丰富的，但是油气藏存在形式是多种多样的，需要人们不断地研究，去发现，去创新。
鄂尔多斯盆地油气勘察突破与李四光的油气勘察思想
鄂尔多斯盆地油气勘察的突破再次论证了李四光的油气勘察思想的深远意义。
1955年初，地质部门进入鄂尔多斯盆地开展找油工作。此前的5年中，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陕北地质大队已在盆地中的多处寻找油气，但没有什么收获。
地质部专家详细研究了鄂尔多斯盆地的地质构造特点。黄汲清认为：鄂尔多斯地台本部虽然沉积相当厚，也毫无变质的现象，但是地层太平缓了，没有构造使石油集中。他依据“地台边缘凹地”理论认为，六盘山褶皱带为首要之找油对象。谢家荣则认为伊陕台地“地台边缘隆起带”的北缘乌兰格尔隆起一带有油砂，有可能是首要的找油突破点。
于是，按照他们的意见，地质部633队到盆地西部六盘山，206队到北部的乌兰格尔隆起带开展石油普查，其中在六盘山地区还安排了中匈合作队（1958年初调到松辽盆地）。先后工作了14年，找油气始终没有较大进展。
14年后的1969年，因找油气工作陷入僵局，地质石油队中的许多人极力主张撤离盆地。
就在此时，进退两难的地质石油队想起了李四光老部长，委派孙肇才总工程师与两位工人师傅代表大队来北京向李四光部长作汇报和请示。
1969年12月23日李四光听取他们工作汇报后，提出了明确的建议：“……总的说，这里存在着生油层是没有问题的，石油，肯定是有的……要重新回到陕甘宁盆地中去，陕甘宁盆地中间很值得搞，要接近它。”
根据李四光的意见，地矿部领导决定地质石油队继续留在盆地内找油气，并在远离六盘山靠盆地中心的庆阳、华池一带打探索井，即华参1井、庆参1井，1970年8月试油分别为日产53立方米和623立方米，庆阳大油田被突破，随后组织了庆阳油气大会战，康世恩亲临督战，成果不断扩大，现在长庆油田已年产3000万吨油当量，中石油长庆油公司计划将在2015年建成“第二个大庆”。
这是大庆经验的进一步升华。依据李四光的理论和指导，终于实现了在鄂尔多斯的成功，这不就是战略家吗？与大庆不同，鄂尔多斯盆地的中生代地层是陆相的，孔隙率与渗透率特别低，完全是岩性油气藏。
中国地质条件和其他国家很不同，我们地块的上部是以陆相地层为主，而深部又以海相地层为主，构造较复杂，为了解决中国的能源问题，中国科技界就得奋发图强，不断汲取前人的独立精神和创新思想，走一条自主的道路，加强理论和方法技术研究，来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