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威尔对我的上述观点表示同意和赞赏，他说美EP—3飞机等问题已经成为过去，现在是双方面向未来、向前推进美中关系的时候了。鲍威尔还说，布什总统期待访问中国，即使是在处理“撞机事件”的时候，布什总统也没有改变他的访华初衷，因为他希望并相信这一事件会成为过去。
这次会晤后的一个场合，鲍威尔对我讲，他当时听我讲完上述这段话后，感觉到非常新鲜，说他还是第一次听到中国政府高官这样讲。
其实，在我之前早有人讲过，学者讲过，官方也讲过。鲍威尔的反应使我感到，只要我们抓住机会多接触，有针对性地加强沟通，多做工作，是可以达到增信释疑的效果的。
这一次我和鲍威尔谈得很好，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一个多小时。由于这次会晤是在第八届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期间举行的，我们双方日程都很紧张，尽管言犹未尽，会见不得不结束。鲍威尔离开前表示，他非常期待即将对中国进行的访问。我表示，我也期待着在北京与他进行更加深入的交谈。
北京再晤鲍威尔
在出席河内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后，鲍威尔于2001年7月28日至29日访问中国，成为布什政府上台以来访华的美国最高级别官员。
这是一次“旋风式”访问。7月28日是星期六，鲍威尔的全天活动安排得十分紧凑。除与我国领导人的几场会见、外长会谈外，其他活动还包括在美国驻华使馆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在下榻的国际俱乐部饭店举行记者招待会等。但鲍威尔始终显得精神饱满，毫无倦容。
江泽民主席、朱镕基总理、钱其琛副总理分别会见了鲍威尔。中国领导人在会见鲍威尔时，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中方对中美关系的看法。他们强调，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中美两国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并不奇怪，重要的是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中方高度重视中美关系，希望与美方共同努力，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基础上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
28日上午，我在钓鱼台国宾馆同鲍威尔举行会谈。这次会谈的重点还是双边关系。但由于这次会谈与河内会晤仅时隔两天，跟他谈什么、怎么谈，我还是颇费了些心思。
我想，除阐述对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外，重点是要促使美方从战略高度积极看待进入21世纪的中美关系，放弃“战略竞争者”提法，同我们共同致力于推进两国关系。
见面后，我首先欢迎鲍威尔访华，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发展中美关系。接着，我引用了江主席提出的关于发展中美关系的16字方针，即：“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就双边关系与鲍威尔进行了一次深谈。
这16字方针最早是江泽民主席于1992年11月会见美国众议员访华团时首次提出的。1993年，江泽民主席在与克林顿总统互致信函时再次提出这16字方针。当年4月5日，克林顿总统一天内两次给江主席写信，一是感谢江主席对他当选美国总统表示祝贺，二是对江泽民主席当选中国国家主席表示祝贺。江主席很快给克林顿回了口信，指出中美两国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但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中美两国人民的利益和全世界人民的利益都要求我们从国际形势全局出发，以长远的眼光来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江主席在这一口信中重申了处理中美关系的16字方针。这对于推动当时刚上台的克林顿政府客观认识中国和中美关系，务实地与中国打交道，起了重要作用。
我对鲍威尔强调说，江主席提出的这个方针，对于处理好目前的中美关系，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在新世纪，中美开展交流与合作，有着更为广阔的前景。
我对他说，我们了解美国国内有人在对华政策上有不同主张。我们赞赏布什总统和你本人多次表明的关于“美国愿同中国建立建设性关系”的立场。就中方而言，我们的态度始终如一：中国不是也无意成为美国的敌人；我们希望同美方共同努力，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基础上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为两国关系确立这样的目标，对中美两国都有利，对世界的和平发展与繁荣也同样有利。
我告诉鲍威尔，中美关系既面临新的机遇，也面临挑战。江泽民主席和布什总统今年秋天在上海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的会晤以及布什总统访华，对中美关系在新世纪的走向意义重大。希望中美双方共同努力，密切合作，使上述会晤和访问取得成功。
鲍威尔也深有感触地说，美中关系的确时有起伏，但总的看是向前发展的。两国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有充分的理由进行合作。美中关系很丰富也很复杂，不是用“竞争者”或“伙伴”这样简单的词语就能描述的。美方不以对抗的方式看待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