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什么不断缩短超英赶美时间表
1957年11月毛泽东出访苏联,受到赫鲁晓夫讲话的刺激和影响,就立即改变了他的设想和时间表,为此决意发动大跃进,标志着毛泽东从理性走向非理性,从实事求是走向主观主义,从正确走向错误,进而从成功走向失败。
1957年11月6日,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大会上讲话公开提出,在各种最重要的产品产量上,苏联在最近的十五年内不仅可以赶上、而且可以超过美国目前的各种最重要的产品的总产量。 赫鲁晓夫提出的赶超美国的目标直接影响了毛泽东,他也考虑十五年后中国在钢产量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超过英国的问题。这反映了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关于国家经济实力的知识和信息的有限性和不完全性,社会主义国家赶上并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相当之长,绝不是“十五年”的时间可以实现,因此赫鲁晓夫的“急于求成”直接影响了毛泽东“急于求成”,而毛泽东比赫鲁晓夫还要“急于求成”,不久之后毛泽东还提出要比苏联的赶超时间表更快。
1958年4月15日,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写到:“由此看来,我国赶上英美不需要从前所想到那样长的时间里,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也就够了。” 同年5月18日,毛泽东在批发一份报告批语中写道“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干、敢做的大无畏精神,对于我国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十年赶上美国的任务,必然会有重大帮助。” 当日,毛泽东便指示邓小平批发给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形成了“超英赶美”的新时间表,要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上七年赶过英国,十五年赶过美国,后来的时间越缩越短,赶英的时间最后缩为二三年。6月21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讲话中称:我们三年基本超过英国,十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
1958年9月8日,毛泽东在最高会议上的第二次讲话时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就要接近或赶上美国。再加两年,七年,搞一亿五千万吨,超过美国,变成天下第一。
毛泽东为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确立了激进主义路线,以“高速度”为总路线的灵魂,以“超英赶美”为目标,掀起了史无前例的“大跃进”高潮,把整个中国推向了极致,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危机,以大失败、大饥荒、大调整而告终。
历史的反思与启示
毛泽东提出赶超美国的强国之梦,从正确的长远构想却走向了错误的激进口号,发动了“大跃进”,也遭受了惨痛的失败。尽管如此,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没有中断,中国的历史发生了巨大变迁,正在深刻影响世界发展和格局。今天,我们怎么样来看待毛泽东当时的这一梦想和实践呢?历史给了我们哪些启示?我们又该怎么样务实性地提出中国未来的梦想?
这里,我们充分肯定毛泽东1955年到1957年访问苏联前提出赶超美国的战略设想和时间表,这是我们充分吸取毛泽东的历史错误和历史教训的政治前提。那么我们该怎样把它们转化为我们的历史的财富,使之成为“成功之母”呢?这就需要我们了解毛泽东“强国梦”正确中的错误,错误中的正确,这才是真实的毛泽东。
首先,减少盲目性,增加客观性。诚如毛泽东后来所总结到的:“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 因此,无论是地方负责人还是中央部委负责人“吹牛皮”,毛泽东都会容易“上当受骗”。这就需要领导人更加专业化、知识化和职业化,具有深厚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功底,具有丰富的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以及生态环境方面的知识和信息。这样才能逐步克服盲目性,增加自觉性,真正认识客观规律,从“必然王国”到达“自由王国”。
其次,不能自我否定,增加坚定性。本来毛泽东根据中国国情提出了花50-60年的时间赶超美国,但是一遇到赫鲁晓夫搞“大跃进”,花15年的时间赶超美国,毛泽东马上改变了自己的主意,不自觉地把中国绑在苏联的战车上,提出“在十五年后,在我们(社会主义)阵线(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因此,中国的发展必须是自主的发展,即使是在与世界越来越一体化背景下,中国都不必仿效他国,追随他国,需要主动参与国际合作,更需要自主决策,自主实施,既不受外部诱惑所改变,也不受外部压力而放弃。
再次,不能主观主义,坚持实事求是。这就需要不断缩小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差距。毛泽东指出:“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 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的失败就在于此。那么,如何来衡量客观和主观之间的差距呢?以1958-1972年期间中国粗钢生产量的实际值与目标值对比来看,1958年实际值仅相当于目标值的74.5%;1959年相当于46.2-51.4%;1960年为37.3%;1962年为6.7-8.3%;1972年仅为5.8%。这表明,主观目标值越高,脱离实际就越大,实际完成比例就越低。
最后,不能乱折腾、瞎折腾,增强科学发展的自觉性。本来1955年国务院提出了十五年(1953-1967年)远景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工农业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9.5%。 这已经是很高的经济增长率,但是毛泽东“还嫌太慢”,并视为“右倾保守思想”,急于求成、急于求快。1958年6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力争高速度》的社论称: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指出:“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是总路线的基本精神。它像一条红线,贯穿在总路线的各个方面。” 对此,李先念同志有过深刻的反思,1981年9月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三十二年的经验时指出,三十二年来,在经济发展上,究竟我们是低速度吃亏多,还是高速度吃亏多?经验证明,还是高速度吃亏多。脱离实际,片面追求高指标、高速度,危害更大。他说,人民希望我们的国家快一点发展起来,很快实现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但是,人民还有一个心情,而且这个心情可能还超过前一个心情,就是再不要折腾。他首次提出“两个不折腾”:即在政治上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搞“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折腾;在经济上是搞高指标,比如一九五八年大跃进那样的折腾。现在的党中央是不会再搞那样的乱折腾、瞎折腾的蠢事了,早已转向科学发展,但是不少地方负责人仍旧锁定在“加快发展”的轨道,不顾当地客观条件,“大干快上”,某种程度还在搞“大跃进”,乱折腾、瞎折腾, 虽然不会造成全局性的折腾,但也会造成极大的浪费。
总之,毛泽东提出的花50年到60年的时间赶超美国,不仅是富有长远的战略构想,而且是真正伟大的历史预言。尽管毛泽东生前没有成功实现“赶超美国”这一梦想,但却为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财富,为中国而后实现这一设想奠定了现代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基础和工业化基础。1978年以来,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率先经济起飞,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率先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国成功地融入世界经济,迅速地追赶上来;进入21世纪,中国具有历史难得的“天时、地利、人和”战略机遇期,毛泽东的强国梦想正在逐步变成现实,中国经济崛起并赶超美国正在成为历史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