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默然了。
18日，贺龙、聂荣臻来到成都航空发动机厂。该厂负责人听说有中央领导人要来视察，临时作了准备。
贺龙一行在厂部办公楼前下了汽车，贺龙对聂荣臻说：“我们不上办公室去了，先到工地看看吧。”聂荣臻点头同意，他们径直朝车间走去。
党委书记快步赶上，介绍说：“这个厂是在‘大跃进’的1958年10月18日动工的。上级提的口号是‘一个钱顶两个钱用’，‘一百天建成工厂’，要全面铺开，快速施工，就地取材，因陋就简；还要边施工、边试制，边生产。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7个月，但主厂房仅仅建成了外壳，内部还没有安装。辅助系统也只有工具、木工车间投产。”
贺龙、聂荣臻放慢了脚步，认真地听着。
党委书记继续说：“所有的厂房，设计标准都低，屋架跨度大，横梁小，立柱细，承受重量过大。厂房全部采用木屋面、木望板、木檩条、木框天窗和木制大侧窗，就连铸、锻和热处理高温车间也是木结构，随时都有起火的危险。车间的地坪过薄，而且把原设计的水泥地面改成了沥青地面。机器一开，地面就震动、下陷，不能保证加工精度。因为存在这些问题，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三边’，而是‘六边’了。”贺龙停住脚步问：“什么‘六边’？”党委书记说：“就是‘边施工、边返工；边开工、边停工；边建设、边加固’。”贺龙轻轻地“哦”了一声说：“还是到车间看看去吧。”
贺龙、聂荣臻来到三号车间，看见有一扇大型水平折页玻璃窗开着，就问：“天气还凉，为什么不关上？”说着，用手杖把窗子轻轻一推，准备关上。突然，一块近1平方米的玻璃劈头掉落下来。贺龙急忙向后退了一步，那块玻璃落地，哗的一声在他脚前摔得粉碎，把在场的人们惊呆了。
贺龙面带怒容地说：“这样的厂房能生产发动机吗？工人的安全有保障吗？”
无人回答。因为从厂长、党委书记、总工程师，军代表到每一名工人，谁都不情愿盖这样的厂房。
在会议室里，由于激动，贺龙不时地用手杖戳着地板，连声音也有些颤抖了：“造飞机厂的钱，是六亿人民勒紧裤腰带省下来的！建得这么糟，简直是犯罪！设备还没有完全搬进来，房子就快塌了！你们对得起老百姓吗？！”说着，他又戳了几下手杖。“有人说你们厂在搞多快好省。我看这是少慢差费！”厂长说：“我们提出过这样盖厂房不行。但是，‘胳膊扭不过大腿’，争不过来。”贺龙问：“那你们为什么不坚持原则？为什么不直接向中央汇报？”厂长答：“我们向主管部门汇报过，但只同意我们维修，不准重建。说如果重建，就是否定大跃进的成果。其实维修比重建还费钱。”贺龙说：“你们写个报告，把什么时候向谁汇报过，都写清楚。我倾向推倒重建。我回北京请建委派专家来，在技术上再作一次检查。推不推倒，最后由技术部门定。”
贺龙在四川视察中，深深感到国防工业基本建设中的问题严重。3月25日返回北京，第二天下午，他就到周恩来那里，详尽地汇报了视察中发现的问题。两人一直谈到入夜时分，回到办公室，他又和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通电话交谈了许久。放下电话，他写了一封信，附上成都两家飞机工厂的材料，作为急件送给了李富春。李富春看后，决定向这两个工厂派出专门检查组。
检查小组在成都进行了两个月的检查，写出了《关于成都两厂质量问题的检查报告》，6月，由贺龙转呈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批示说：“成都两厂工程质量问题的性质是严重的，必须从中吸取教训。”机械工业部应“进行一次全面的工程质量检查，凡质量不好的，影响安全和生产的工程，从速采取措施，予以解决。”
根据这一批示，贺龙委托罗瑞卿去成都，同成都军区、成都市委负责人一起，采取落实措施，并决定从军区抽调两个工兵团、两个运输连，四川省和成都市增派一定数量的施工队伍，快刀斩乱麻，重建成都那两个厂不合格的工程，返修、加固尚能保证生产的工程。在返修、重建的几年里，罗瑞卿每年都要到成都去，督促检查一遍。两厂的基建和生产逐步走上了正轨。
国防工业系统中的质量问题，不仅存在于基本建设，而且产品质量也在普遍下降。1960年4月，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到沈阳检查，发现航空产品质量严重下降，以致大批飞机无法出厂。他立即给贺龙和军委写了报告。贺龙看到报告，感到问题严重，决定进一步听取一机部领导的汇报。5月10日，军委常委会听取汇报以后认为：“目前国防工业生产中存在的质量不好问题是严重的，需要立即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并且决定：“在一切国防工业生产中，应当明确提出：质量第一，在确保质量的基础上提高数量的口号；坚决反对单纯追求数量，只计算产值，不顾质量的错误观点。”于是，“质量第一，”作为方针，在国防工业系统第一次被明确提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