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苏联专家白天出去工作，孩子上学，夫人呆在友谊宾馆里无所事事，她们不用做饭，不用洗熨衣服，甚至也不用打扫房间。她们经常出去游览、去剧院和电影院，或去商场和王府井购物。
就人数而言，来到中国的苏联专家家属甚至多于专家本身。如1956年6月，在华苏联专家2189人，算上家属则有5000人。
对于随同专家来到的子女，设立了专门的学校，每天有专车接送。学校设在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后改在友谊宾馆），中国提供一切房屋、设备，教师则由苏联直接派遣，使用俄文上课。
来华专家日常生活的供应，有专门的使用票券购物的商店。对一些特殊粮食成品———黑面粉、三角米（荞麦制成）、麦精（小麦或大米制成）、巴力米（芒大麦制成）、豌豆瓣（豌豆制成）、通心粉等，还专门提出要求。
对苏联专家饮酒这样的细节，中国政府也作出了专门规定。
苏共二十一大提出禁止酗酒，苏方专家组织要求平时不要向专家供应烈性酒。
1959年7月外国专家局特别要求：平时组织专家舞会和野游时，一般不必供应酒类。如专家坚持要求，则可供应一些啤酒和葡萄酒；而在重大节日，举行宴会时可少量供给一部分烈性酒。
6陆
费用的确是惊人的
如果说苏联专家的待遇优厚、工资偏高就是大国沙文主义的表现，就不符合平等的原则，不免有些言过其实，也不尽合理。首先，从客观上讲，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大批专家来华最终受益的是中国。
毛泽东在与尤金谈话时承认，学习苏联，聘请苏联专家，首先还是对受援国有利。其次，对于到苏联学习和培训的中方人员，苏联实行的也是优惠政策。
尽管如此，对于贫穷落后的新中国来说，聘请苏联专家的开支还是一个沉重的负担。直到1955年以前，苏联专家的一切费用，中国方面都是用贷款支付的。
据当年对苏非贸易外汇收支计算表，仅行政顾问和专家费一项开支（显然不包括军事方面的顾问和专家），从1951年到1955年，合计就达21140万卢布。与中国首次向苏联贷款总共才12亿卢布的数字相比，这笔费用的确是惊人的。
造成在聘请专家问题上经济负担过重，中国人本身也是有责任的。一些地方官员讲排场和铺张浪费，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政府的负担。如招待服务人员过多，给予专家各种不必要的额外补贴，经常在专家住室内摆设纸烟、糖果等等。
有的企业将专家的房间布置得花花绿绿，用最好的床单做桌布，在屋内喷香水。以宴请专家为名大吃大喝是经常的事情，个别单位甚至每日必宴，有时宴请一位专家，中方的陪客竟有二三十人。专家出差时中方随员过多也是个问题，被专家戏称为游行队伍。
7柒
专家们不讲中国坏话
如果说当时报刊上公开报道的关于中苏友谊的大量事例带有宣传色彩的话，那么几十年后当事人的回忆应该是真实感情的流露了。所有接受笔者采访的人，几乎异口同声地告诉笔者，尽管有时发生一些矛盾，甚至争吵，但总的来说，这种关系是诚恳的、友好的。
长期在国务院担任苏联驻华总顾问的阿尔希波夫是中国人十分怀念的苏联专家。
据当年为他做翻译的李越然回忆，阿尔希波夫为人谦虚，工作认真，凡是专家向中国政府提出的建议和意见，他都要亲自审核，非常重视怎样使专家的建议能够更切合中国的实际。他对周恩来总理十分钦佩，与陈云、薄一波、李富春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就是对一般工作人员也是和蔼可亲、诚恳善良，从来不摆架子。
阿尔希波夫对中国的感情是真挚的，据说在中苏论战期间，赫鲁晓夫曾经指名要他写批评中国的文章，但他始终没有写过一个字。
原海军航空兵部参谋长纪亭榭回忆说：那时与苏联专家的关系很好，私人感情也很深。在工作之余，与苏联专家经常相互拜访。我们请苏联专家吃饭都是公家报销，而他们请客用的都是自己的工资。72岁的周立平，曾跟随苏联军事专家学习了几个月的飞机地勤维护和保养。他回忆，当时中国学员每天与苏联官兵一起工作和训练，风餐露宿，朝夕相处，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语言不通，专家们就连比划带示范，直到学员完全掌握了技术要领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