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这无声的情谊，老人含着眼泪说：“我那时还年轻，刚刚参加工作，什么都不懂，苏联专家非常耐心，手把手地教我，那关系真是亲密无间啊，虽然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但是每当回想起与他们在一起工作的那段日子，心里总是觉得热乎乎的。”
洛阳407厂的退休工程师迟述龙和朱煜清夫妇在接受采访时，激动地回忆起1956年苏联专家的夫人为他们操办和主持婚礼的情形。
那时，迟述龙是苏联专家穆辛的翻译。他们结婚时，穆辛夫人拿出100多元，还弄了一张俄式的长桌，摆满西餐，宴请宾客，还按照苏联的风俗，让来宾们高喊“горький”（俄语本意是“苦啊”，在此是表达要新郎和新娘接吻的意思），场面十分热闹。穆辛夫妇还送给他们一枚18K金的戒指，甚至专门到北京盛锡福帽店为女方订做了一顶草帽。
宣淼长期在外国专家局负责联络工作，他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访问苏联时得知，专家们回国后很少有人讲中国的坏话。克柳契科娃曾长期在中国工作，担任总顾问阿尔希波夫的翻译，对中国非常友好。回国后，克柳契科娃在《苏联妇女》杂志任中国部主任，从来没有发表过一篇反华文章。在中苏交恶时期，这是唯一没有被禁止在中国发行的苏联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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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的限度
但也有不少人谈到这种友谊的限度，他们感到与东欧人在一起时很随便，而与中国人之间却“有一种陌生的感觉”。
一位顾问举了一个例子：“记得我对一个中国姑娘很友好，我并没做什么事，甚至没有拥抱她，我们只是偶尔开开玩笑。结果，他们（中共代表）把她狠狠批评了一顿，直到她哭了才罢手。”
普通中国人的确很少可以接触到苏联专家，建立起私人关系的就更少，但这里恐怕主要是文化背景和语言障碍的问题。从政府的角度讲，在笔者查阅的大量史料和历史文献中，没有发现任何限制或阻止与专家交往的规定和指示。
洛阳市有10个苏联援建的企业，也是苏联专家集中的地方。那里的人们以前很少见到蓝眼睛、黄头发的外国人，结果屡屡发生围观苏联专家的事情，使得保卫部门大伤脑筋。同样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对于专为苏联专家做舞伴而参加周末舞会的姑娘，政治保卫部门都要逐一进行审查，惟恐出问题。
甘肃省电力局有一位50多岁的苏联专家，在他患病期间，受到兰州友谊饭店一位女护士的细心照顾，他很感激，硬要塞给她5元钱（该护士把钱交给了党组织）。后来在一次舞会上，这位老专家看见该护士和她一位女同学也来参加，非常高兴，便把她们两人搂住，又贴了贴脸。
这本来是苏联人表达感情的一种习惯动作，但在女护士看来，这是一种越轨行为，于是便向饭店经理进行了报告，而饭店经理也未请示上级，就直接向当地苏联专家的领导机构反映了这个情况，结果，进行追查，这位老专家承受了很大的思想压力。
中国有关机构在处理与苏联专家关系方面出现的问题时，依据的是刘少奇提出的“有理扁担三，无理三扁担”原则，就是出现了矛盾或问题要严于律己，主动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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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属坐了一回轿子，要被遣返回国
实际上，苏联政府对于来华工作的顾问和专家要求非常严格，并规定了各种纪律，一旦发生问题，经常是毫不客气地将违纪者遣送回国。
据师哲回忆，当年他经常与苏联专家总顾问阿尔希波夫在一起，他发现，每当他反映某专家的错误或问题后不久，那位专家就被调回国内了。苏联方面的严格管理和严厉措施，有时令中方人员都十分尴尬，以致周恩来不得不出面为专家说情。
1957年5月，天津音乐学院和天津南开大学邀请两校苏联专家及其家属赴山东泰山游览，在登山途中，忽然遇雨，陪同游览的音乐学院副院长赵风劝告专家家属三人带着两个儿童乘坐山轿，他本人也乘轿在前领路。所有的苏联专家，都继续步行上山。
苏联驻华大使馆知道这件事后，认为这几位专家家属违反了苏联政府不准苏联公民在中国乘坐轿子的规定，并且很可能给中国的劳动群众造成恶劣印象，从而“模糊苏联公民和帝国主义压迫者之间的区别”。使馆严厉地批评了有关专家，还要把专家康金斯基遣返回国，进行严肃处理，理由就是他母亲坐了轿子。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国务院专门发了通报，批评中方单位所犯的错误，周恩来还亲自带着赵风赶往苏联使馆道歉。
在路上，周恩来对赵风说，通报的目的，主要是教育聘有苏联专家的单位，高度注意此类问题，不要好心办了错事。他们来中国工作是为了帮助我们，无论如何不能使他们背个犯错误的名声回去。
最后，尤金答应：中国同志既然这样看待康金斯基同志，我们就不调他回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