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国共产党已在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中苏关系也发生了裂痕。反映到文学理论上，就是这年的全国文科教材会议提出建立自己的文学理论和文艺学体系，同时由蔡仪和叶以群领衔分别组织写作班子，编写教材，这就是后来出现的两本《文学概论》和《文学的基本原理》。当然，如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上由怀疑“苏联模式”而终究没能摆脱一样，60年代初编纂的教材也保留有浓厚的苏联气味。两本书只是在文学起源论、鉴赏论、批评论以及例子上，大量采用了中国的材料，从而使之带有了中国作风和民族气派。但在指导思想、理论体系、基本命题上，却仍然来自“苏联模式”。考虑到当时具体的历史背景，人们也就会理解它所受局限的必然性了。
告别尘世
叶以群的辉煌历史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已经有了微妙的转折。
1955年“潘汉年事件”发生后，又旁及了许多无辜者。叶以群因与潘汉年等有过较深的接触，于是受到了审查。特别是他在“左联”活动时期曾遭到“变节自首”的诬陷，此后又一度被捕（后被其任江苏教育厅长的堂兄保释），结果便成为他的“罪状”。当以群被结束审查之后，柯庆施命令对他“控制使用”，并把他安排在上海作家协会的《文艺月刊》任理论编辑（主任王道乾，同仁有巴金、唐？、魏金枝、王若望等）。当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张春桥，对他这位老相识已是另外一副面孔。而此前，还是叶以群和陈白尘介绍这个山东的文学青年加入“左联”的。
叶以群“负罪”工作，在历次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运动中，不忍心对他的同行大开杀戒——如领导批判钱谷融、蒋孔阳、王若望等，结果却是以“温情主义”受到冷眼。1957年，他还因一篇《“开路”与“挡路”》险遭不测，身临“右派”的边缘。他参与编辑的几本上海的文艺刊物，更是他后来受到批判的“口实”和“证据”。
从1965年开始，电影《不夜城》以及夏衍、瞿白音等一批“黑帮”受到了批判，叶以群因负责文艺理论的工作，也不得不依样画葫芦。可悲的是他一生谨奉“遵命文学”——1945年在国统区时，奉命批评“反动文人”梁实秋、陈铨等；1958年又遵照指示参与批判异端思潮的何直、周勃、陈涌等；到了1966年，作为上海文艺界的“黑帮人物”，以群、孔罗荪等这回是在劫难逃了。他不得不低头交代与“异己分子”潘汉年、与“阎王殿”的周扬等的关系，以及他自己的那些“历史问题”——在当时，“叛徒”的帽子毫无疑问是最厉害的杀手锏。
1966年6月，上海文艺界开始揪斗“黑帮”；7月，开始批判电影《鲁迅传》创作组（叶以群曾撰有《忆鲁迅先生》，他还是《鲁迅传》创作组组长）；8月，叶以群专案组成立……终于，叶以群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8月的一天，在与专案组谈话后，他给家人写下了绝命书：
“我对党、对社会主义犯下的罪行，千言万语也说不清楚。党一向对我爱护、宽大，只是由于我的旧思想、旧习惯改不过来，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没有破除，所以错误一犯再犯。现在事已太迟，已经无法清偿，也不可能立功赎罪。近日身体精神都在变坏，如再拖延下去，既对党不利，又会不断增加你们的精神负担。思想上几经反复，只好最后走自己处决的路。以后，唯一要求你们的，就是坚决听党的话，坚决站在党的立场上，逐步认清我的罪恶，激起对我的仇恨，坚定不移地与我划清界限，你们受我的毒害都还不深。你们只要能做到这一点，就一定可以在党的帮助下，大家团结起来，克服各种困难。孩子们稍大一点，都尽早争取到边疆，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家庭里去，尽早离开自己的小家庭，小家庭里教不好孩子。他们应该忘记我的一切，但不要忘记我们这辈人所犯的罪恶，并且要从中吸取教训。最后一句话就是要求你们认真地读毛主席的书，听共产党的话！为党立功！”
写完了这封信，翌日清晨，叶以群走到阳台上，在徘徊了足足三个小时之后，他鼓起了最后的勇气，毅然告别了尘世。
叶以群跳楼自杀身亡之后，上海作家协会仍然对他进行缺席批判大会。据说张春桥听到这个消息，悻悻地说：一条线索断了。显然，他以为从叶以群身上是可以挖到曾在国统区领导文化斗争的周恩来等人的。
巴金回忆
叶以群死了，很快被人忘了。可是，有人偏偏没有忘记他，那就是巴金。
“文革”结束后，巴金开始痛苦地进行“随想”，其中他的思索有一条线索隐约可见，那就是他是从“叶以群之死”开始自己的独立思考的。
